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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员往来的频繁，这群年轻的革命者约定了一些共同遵守的纪律：不准上餐馆、不看戏、不看电影、不到外面照相、不在街上游逛等。有一次陈独秀的爱人高君曼来找他，由于管事务的人不认识她，也被拒绝入内。正是因为钢铁般的纪律，这个隐蔽的中央局机关持续约一年两个月时间。 1923年9月到1924年上半年，“三曾里”成为中央高层领导集体商议党内外大事、推动革命运动的重要集结地，从这里发出的中央通告和文件数量多，涉及内容广，为指导国共合作及发展共产党的革命力量作出了重要贡献。出于保密和安全考虑，当时中央局的一般信件仅署名中央的代号“钟英”，正式发出的中央文件由委员长和秘书联合署名方能发生效力。如第十三号通告，文末的署名委员长T.S.Chen为陈独秀的英文签名，LODshan-Lung是代理秘书长罗章龙的德文签名；第十五号通告，文末署名委员长T.S.Chen，T.T.Mao则是时任秘书长的毛泽东的英文签名。 1932年日军入侵上海时，“三曾里”不幸被炸毁，但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燃起的星火之光却长久不灭。 中共中央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对外是“福兴布庄” 在地处上海闹市区的云南中路上，有一排坐西朝东钢筋水泥结构的两层沿街楼房。这排房屋，现在看上去极为平常。但在80多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就设在此，这里也是目前所知中共中央在沪期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旧址。 1927年4月，因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共中央机关暂移武汉。同年秋，由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中共中央被迫转入地下，党中央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寻找合适的房屋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的任务落到了当时担任中央会计的熊瑾玎身上。那时，熊瑾玎恰巧因湖北省委机关遭到破坏，来到上海寻找党中央。据熊瑾玎的《自传初稿》记述：“我首先以商人的面貌出现，去找适当的房子，在四马路跑马厅口(今福州路人民广场口)看有一处房子，正在天蟾舞台后面，可由一个很肮脏的小巷子出进，全部楼面三大间，正可供政治局开会办公之用。” 当年，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的天蟾舞台，是“江北大亨”顾竹轩开办的一座戏院，每天观众熙熙攘攘。其隔壁即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系坐西朝东的两层街面房屋，房子内侧的房门与天蟾舞台的楼梯相通，人员可随时从天蟾舞台撤离；楼下是二房东周生赉开的生黎医院，求诊的病人进进出出，正好可以掩护中央领导人在此接头。于是，熊瑾玎走进生黎医院，自称是外地来沪做纱布生意的商人，他经与周生赉商量，顺利租下楼上的三个房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