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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鞭炮声中，“福兴布庄”正式开张。党组织鉴于如此重要的秘密机关仅靠“熊老板”一人难以应付，为他物色了一位“革命伴侣”———湖南籍年轻女党员朱端绶。朱端绶表面上是“老板娘”，实际上在机关里担任显影、抄写中央文件，传送中央文件和机关里的事务工作。朱端绶在《自传》中这样写道：“中央政治局开会的机关，对外是‘福兴布庄’。这里一共三间房，外间办公，内间是卧房，后房是厨房。我和熊瑾玎对外是夫妻，对内是同志，晚上各自睡觉。我每天吃好晚饭，做好我应做的工作，就到内房把门拴好，自己看书学习。” 由于保密措施严密，在白色恐怖中，党在这处秘密机关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开展了大量工作。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江苏省委的领导周恩来、彭湃、任弼时、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李维汉、邓小平等经常在这里秘密办公。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维汉回忆：那时，开会的同志从天蟾舞台西侧云南路的一个楼梯上去，就可以直到开会的房间。“六大”后，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房间内朝西的窗下有一张小桌子，开会时，邓小平就坐在小桌子旁记录。 在特务横行、到处追捕共产党人的黑暗年代里，党中央领导机关从1928年开始，就一直设在这所闹市中心的房子里，直到1931年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被捕叛变，周恩来得到情报后，采取果断措施，才搬迁他处。据房东回忆，搬迁后的第三天，特务机关就派人前来追捕了，结果自然扑了一个空。而原为假扮夫妻的熊瑾玎、朱端绶，由于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后来成为一对真正的革命伉俪。撮合两人真正走到一起的是周恩来。朱端绶在《自传》中写道:“瑾玎对我一往情深。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曾来做我的工作。同瑾玎一起‘生活’了3个月，我看出他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真心实意的人，而他从来没有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他的言行感动了我。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周恩来极力促成我们，要瑾玎请客。就在1928年中秋节那天，我们在四马路‘陶乐春’请了一桌客。中央政治局常委参加的还有李维汉同志。从此我和瑾玎携手前进，并肩战斗了45年。”如今，这里虽已变成普通民居，往日的奋斗岁月却永镌史册。 19年，十多人用生命守护党早期的“一号机密” 一批没有纸边的文件，如今静静地躺在中央档案馆。它们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号机密”，在中共内部被称为“中央文库”。这些档案有2万余件，几乎集中了党的“六大”以前所有的重要文件。从1930年中央文库正式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19年的岁月里，先后有10多位同志及其亲属用鲜血和汗水，让它们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围剿下的上海奇迹般完好保存了下来。 1930年，鉴于各种文件积累越来越多，中共中央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文余里专门设立了文件保管处，从属中央秘书处。1933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出于安全考虑，中央秘书处直属的档案无法随行。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接受了为党保存中央文库的任务。为掩人耳目，他们在党的资助下，开了一家湘绣店。白天穿着入时地经商，到了晚上，则反锁门窗，通宵达旦地整理党的“一号机密”。他们将密写在各种小说、报纸上的文件与信函抄录下来，把原来写在厚纸上的文稿转抄到薄纸上，把大字抄成小字，又把原有文稿纸的空白边剪裁下来，目的是便于中央文库的保存和转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