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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接手保管中央文库后，陈为人深居简出，对外由韩慧英出面，与她保持单线联系的是代号为“张老太爷”的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除此之外，如果在陈家—旦发现任何陌生人，即使是党内同志，也必须立即转移，以保证中央文库的绝对安全。党内虽有不少同志知道有一个中央文库，但从不知文库的具体位置。为了保证机密文件万无一失，夫妇俩甚至在家里搁上了一个常年留有火种的炉子。他们相互叮嘱：一旦不测，宁愿焚楼烧房，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里! 1935年，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疯狂搜捕地下党人，环境一天比一天严峻。一天，韩慧英像往常一样，去法租界雷米路(今永康路)给“张老太爷”送文件。不料，由于叛徒告密，“张老太爷”被捕，她也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韩慧英和丈夫陈为人有约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她不回来，就意味着出事了。左等右等未见妻子回来，陈为人感到不妙，马上转移中央文库。按照党的规定，存放档案的地点必须是单幢房屋，可是要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房子实在不易。他想尽办法，最后找到小沙渡路(现西康路)合兴坊15号一幢免铺保的两层楼房，每月租金30块银元。这对陈为人来说太昂贵了，但他还是咬咬牙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租了下来。当时，陈为人已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断了经费来源。要交房租，还要抚养3个未成年的孩子，陈为人只能典当衣物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到最后，他把二楼的家具几乎变卖一空，甚至铁皮罐头之类零星杂物都卖光了，可一楼的摆设不能动，得维持一个老板的“表面文章”。为了不让房东察觉他家生活艰辛而引起怀疑，陈为人买了一条干鱼，不过，不是用来吃，而是给人看的。他在楼下的厨房里把红薯烧好以后，每次在上面盖一片干鱼再端到楼上。这是做给房东看的，等快到楼门口时又把鱼片藏起来，怕孩子们看见了馋。因为，鱼片是个“道具”，明天还要接着用。 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全家一天仅吃两顿山芋粥，孩子们饿得哇哇哭；陈为人由于缺乏营养肺病复发，不停地咳嗽，没钱到医院治疗就只好吃生萝卜。尽管如此，陈为人依然孜孜不倦地整理文件。过了几个月，妻妹韩慧如接信从河北来上海，帮助陈为人料理家务、照顾孩子。每当晚上孩子们安睡，陈为人常抱病打开箱子，请韩慧如一起上下翻动，防止文件受潮发霉。同年底，受尽酷刑的韩慧英因坚称自己是走错门户，敌人找不出破绽，便把她释放。 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陈为人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有所缓解。但那时他的肺病已经非常严重，党组织鉴于其健康状况，决定将中央文库交给中央特科。陈为人移交中央文库的时候，他已保管了4年的时间。在这4年里，他硬是将20多箱的文件压缩到6个皮箱中，并将文件按作者、地区、时间和标题编写目录、分类装箱。为了便于查找，陈为人还写了“开箱必读”。1936年底，他把最后一箱文件移交完，回到家里以后，人就瘫了下来，大口大口地吐血，不省人事。1937年3月12日晚，年仅38岁的陈为人默默地走完了他的一生。此后中央文库一直处在周恩来及中央特科的领导之下，并有多人参与保管这批重要文件。在那个严酷年代，文库多次面临极度危险的境地，被不停地辗转转移，屡迁库址，保管者也数易其人，但最终在共产党员的手中安然走进新中国。 1949年9月，当参与保管的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整个“中央文库”护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时，人们发现，全部文件“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如今，这批“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收藏于中央档案馆，它们成为研究、编写早期党史、军史的重要资料。 文汇报记者 李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