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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在晚清担负内政外交之重任，加上国势不振，时在风口浪尖上，遭到朝野各方抨击。据《翁同龢日记》记载：刘锡鸿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且有里通外国之嫌疑；梁鼎芬上折，“以杀李鸿章为言”。这两人都位卑言轻，朝廷不会轻易听信及采纳。但翁同龢本人的另一条评论却意味深长： 闻合肥相国之幼子（颂阁之婿，今年十五，极聪慧。）于初六病卒，三日病耳。相国初五寿，将吏云集，致祝之物争奇竞异，亦已泰矣，倚伏之理可畏哉。（《翁记》2500页） 按常理来说，朝廷同僚一个“极聪慧”的幼子夭折，论者应有怜悯哀悼之意，但翁只是一句“倚伏之理可畏哉”，语意冷峻凌厉。古人曾告诫为官者“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李鸿章七十岁生日，大肆炫耀祝寿，场面宏大，门生故吏“争奇竞异”地敬献礼物，岂非穷奢极欲？倘要刨根究底地追溯这些礼物的来历，无非都是天下黎民的“民脂民膏”，竟要供奉你李某一人享用。“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穷奢极欲，必遭天谴，故尔摆阔一日，第二天换来的后果就是幼子突然夭折——这就是翁同龢所说“倚伏之理可畏哉”之深意。说白了，翁氏之言只是运用具体事例阐发了二千多年前老子揭示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以及“祸福倚伏”之哲理而已。 《翁同龢日记》评判的人物颇多，如说左宗棠“在总署招威妥玛饮，谈次有风棱，差壮中朝之气”（《翁记》1550页）。这是赞扬左氏面对洋人风骨凛然，为清廷扬威争气。评盛宣怀是理财高手，即“今之卜式、桑羊也”（《翁记》1278页）。评“谭嗣同通洋务，高视阔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翁记》2904页）。描绘了官家子弟昂首阔步的傲态，相当传神。不过，翁同龢对袁世凯的评价是先贬后褒，前后有大幅度的转换，表明他对人物的识别能力远逊于曾国藩、荣禄一类的高手（参阅拙文《晚清权臣识人及驭人之道》（下），载《从老庄哲学至晚清方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翁同龢是宰辅，李慈铭、叶昌炽为进士，王闿运仅是个举人，数次考场铩羽而归，终身未得一官半职。但王氏才情独大，足以与其孤傲狂放的性格相匹配，在翁、李、叶三人中间尽显一道异端的光彩。 同治中兴，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皆以功勋卓著成为位高誉隆的一代名臣，士林对之十分敬畏。王闿运却傲视这三位巨公，在他的日记中随时加以贬损： 江宁之克，朝廷未求金帛，而曾氏上言一无所有，岂藏珠而有愧心乎？是立言之谬也。（《湘绮楼日记》12页，岳麓书社，1997年。以下简称《王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