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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历经多年，最终攻下太平天国首都南京（江宁），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建立了“同治中兴”的功勋。由于此举功劳之大，挽狂澜于既倒，清廷未主动来催问攻下南京之后是否缴获多少金银财宝，而曾氏却上书说“一无所有”。故王闿运讽刺曾氏兄弟是否私吞太平天国财产，“岂藏珠而有愧心乎？”——历史真相可以让相关专家去细细考评，但王闿运对曾氏兄弟不满之情已跃然纸上矣。 王闿运对李鸿章也无好感。原因是李鸿章曾自夸“自鸿章出而幕府废”，意即他李某是全能天才，无论用兵打仗，出谋划策，还是撰写奏稿、文牍往来，样样可以一手包办，完全不需要任何幕府智囊来辅助。故王闿运痛斥李鸿章“人无耻有如是耶？”斥责他目中无人太骄横了。王闿运认为他在日记中记下李氏这句谬论，“一记则少荃已服上刑，此《春秋》之义也”（《王记》257页）。意即把李鸿章牢牢地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了。 南北朝时期史学家魏收曾高调宣称：“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下地。”王闿运亦自负才高，在这里大大咧咧显示出一种历史将由他评说的气概。 曾国藩、左宗棠曾经共同戮力打败太平军，但后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左、曾两人已不和闹翻，分道扬镳。同治十年（1871年），王闿运去拜见曾国藩，叙叙旧，相谈甚欢。王乘机劝曾与左捐弃前嫌，和解一下算了。曾国藩回答说：“彼（指左宗棠）方踞百尺楼，余何从攀谈。”（《王记》256页）意即左宗棠目前正是春风得意之时，目空天下，我曾某就是想去攀谈亲热亦无从下手呀。 曾、左之恩怨在此且不去深究，但后世读者可以想一想：王闿运一介布衣，竟然在谈笑风生之际，自居和事佬，尽力撮合两位心高气傲的总督巨公重归和好——这种高难度的劝和，通常唯有朝廷皇帝陛下才能下谕实施——可见他王闿运内心深处确实已经自命不凡至一种常人戛戛乎难以企及的境界。 王闿运有谋略，有文才，冰雪聪明，但“文章憎命达”，自古庸才多福者不计其数，怀才不遇者比比皆是，王的文字确实具有独特的韵味。同治十年他雇舟游南昌，停泊在滕王阁故址附近，发了一通感叹： 当余廿岁游南昌，初不自意能成立如此；及余卅岁重游，又不自意不富贵如此；今余卌岁三游，盖不自意老大如此。（《王记》270页）这段文字感慨自己早年声名鹊起，受到权倾天下的朝廷大臣肃顺激赏，要与其结为异姓兄弟，曾有平步青云之机遇；同时悲叹而立之年却未能一展胸中抱负，进入富贵场中（因肃顺在“辛酉政变”中遇害）；最后又悲叹不惑之年因曾、左、李之权臣有目无珠，不识人才，以致他功名无望，只能“老大徒悲伤”了。这一通感叹一波三折，在平平淡淡的文字中尽显一种凄婉悱恻、“我见犹怜”的韵致，却不见一个哀字、一个悲字、一个怨字，显示了一位具有特殊才华人物的高度自尊，而他的文字功力已臻于化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