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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天下担当意识，在归有光那里表现得非常突出 读书:您认为，归有光是一个被文学史严重遮蔽的人物，而王家范先生指出，且不论文学成就，震川先生的文献有着丰富的历史价值，“搞地区史的人没有人不用《震川先生文集》的”。但也有前辈学者认为，归有光的文章比较迂腐，他在科场的奋斗经历，影响了他本人的思想深度和丰富度。对此，您怎么看?通过编辑这套文集，您对归有光有什么新的认识吗? 彭国忠:归有光著述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全面研究、深入发掘其综合价值，是我们编纂全集的出发点之一。王家范先生从史家立场，说出了归氏文集在地区史研究中，在反映中下层文人生活状态和普通社会生态方面的史学文献价值。程章灿先生也认为归有光那些常态写作、被姚鼐等人批评的应酬文字，对于了解和认识归有光所处时代、区域、阶层及其文化，都极有价值。胡晓明先生反思五四以来按照西方文学脉络概括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思路，从古今文学观念差异的角度，指出文学研究更多地已经由线性时间的研究理念，走向空间和地域研究。这些都是极有见地的崇论谹议，对于我们今后打开思路，进一步研究归有光，非常有启发。 而认为归有光长期奋斗于科场的经历，局限了他的视野，影响了他的思想深度和丰富度，也堪称谠论。它直面归有光长期不第这个残酷事实，对其文章的价值作出另外的审视和判断。历史上确有不少作家囿于个人的场屋经历，以程式习气，发场屋不第之牢骚、愤懑，其文字深度甚浅，价值极低。归有光长期不第，他教出来的学生，有的早于他很多年考中进士，有的与他同年中第，有的经过他短期指导就中第，所以，他一直认为中进士与否，并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遇不遇的问题，所谓“科举自来皆撞着，必无穿杨贯虱之技”(《与沈敬甫》)，“科举之学，志于得而已矣，然亦无可必得之理”(《山舍示学者》)。加之他很早就以时文、古文名满天下，许多举子在赶考中遇到他都惊呼，说自己就是读其文而受益应试的。所以，落第并没有扭曲他的心态，他的《尚书别解》就是下第后一边带孩子，一边诵读《尚书》，一边思考而成的著作。他固然有一些感慨不遇、不第的文字，但对他而言既不必不断为每次的科考而煞费苦心、全力以赴地准备，失第又成为常态，他的精力、思考就不必完全附着在科举上。读他的文字，感受更深的还是他对历史的思考、批判，对现实的深切忧虑，对道的孜孜追求。可以说，无论中第还是不第，归有光的文字都有一个天下家国、文化历史的终极关怀在。我们今天似乎很难理解那样一个长期偃蹇不遇的人，那样一个主要因为家乡外帘官不欣赏而被有意压制的人，居然动辄六经大义、圣贤事业，居然念念不忘的还是当地的民风淳薄，关心的是朝廷对东南赋税榨取之苛重，是水旱灾害、倭寇入侵，是地方官的鱼肉百姓、盗匪的横行，很少只关注于一己、一家。古代知识分子的那种家国情怀、天下担当意识，在归有光那里，表现得非常突出。 既要求全，又要求真 读书:在编辑过程中，你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彭国忠:编纂全集，我们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文集太过混乱，而其他著述收集不易。文集历代编纂的混乱，前面已经分析，经部的《易经渊旨》《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有影印本，史部《三吴水利录》版本较多也较易获得，而史部的《新刊全补通鉴标题摘要》系孤本，近百万字的篇幅，抄写起来难度可想而知。子部《兔园杂抄》，也是明刊、明抄，分藏在国家图书馆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都是善本。子部《道德南华二经评注》，只有明刻本。集部的《震川先生未刻集》《震川先生未刻稿》都是抄本，前者藏于国家图书馆，后者藏于上海图书馆。这些图书馆、博物馆都很支持我们的编纂工作，但客观上，每个图书馆都有自己的善本收藏、保护和阅读、使用规则，这就限制你不能轻易获得、阅读、抄录它们。这些书，我们想尽各种办法都无法获得复制本，只能自己抄录一部分，再委托当地友朋抄录一部分。还有的书本来定性为普通古籍，相对容易获得;但当我们使用时，正赶上他们“升善”;有时遇到图书馆馆舍搬迁，也不能使用。资料不便，造成《全集》编纂进度的缓慢和校勘的艰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