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这次编纂全集，所遵循的规则和体例是怎样的? 彭国忠:首先要说明:《全集》的编纂，是团队合作的结晶。我对编纂过程的总结、思考，可取之处功归团队，失误、不当之处咎在个人。 一般编纂全集，奉行的都是宁缺毋滥的原则，免得吃力不讨好，一部有争议书的编入，就可能导致全部工作被否定，所有的辛勤和努力化为乌有，成为学术界的口实。可是，对于归有光这样有深厚的经学、史学、子学素养和著述的人来说，大家都碍于顾忌，都不去尝试着编纂全集，恐怕将永无全集。在编纂中，我们确定两条原则:一是凡不能证伪者，即予以编入;二是尽量存真，不加删削。 第一条原则，系针对归有光集部以外的著述。真伪问题，其实是《归有光全集》编纂中最棘手的问题。在编辑之前，我们也顾虑重重，从开始的调查中就知道，归有光著述中，经部惟一存世之作《易经渊旨》，被以《四库提要》为代表的权威著作所否定，史部仅评点《史记》和《三吴水利录》被肯定，《通鉴标题摘要》少见于公私目录，子部《诸子汇函》同样被认为是伪书，《兔园杂抄》也少见著录和认可。我们面临的挑战很大。经过仔细考证和辨证，《诸子汇函》及其续编，因为争议较大，不予收录;而其他一些著述，我们认为并不能轻易否定。 第二条原则，主要是针对集部而言。集部包含文集三十卷、别集十卷，及新增《补刊震川先生集》《震川先生未刻集》《震川先生未刻稿》《震川先生制义》四种。归有光是明代制义大家，他尽管八上春官而不第，但他对自己的制义文非常自信，说可以做到无愧。他的制义文，此次也是首次整理，采用清代俞长城的《可仪堂一百廿名家制义》本，又进行补遗。他的诗歌，一直被编于《文集·别集》之末卷，几乎被人忽略，原来仅有一百十七首，我们此次补遗了五十首，使归氏诗歌达到一百六十余首，形成可供研究的规模。此外，还首次发现了归氏词，虽仅有一首，但也弥足珍贵。 读书:那么，在“全”与“真”的问题上，你们是怎样权衡的? 彭国忠:在“全”与“真”的权衡中，我们既要求全，又要求真。但鉴于归有光集部以外的著述少有人整理，所以，《全集》的编纂，肯定会引起一些质疑。但我们编入这些著述，有我们的理解和理由。 归有光的著述，非常丰富，就我个人看，我们现在全力搜求到的、所呈现出来的，除了评点《史记》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入编外，能找到的、能利用的，毕尽于此了。但这些，显然尚不足以反映其经史子集全面的学养和成就。当年他的子侄们刊刻两部文集后，仍然是“遗编剩简，尚余十之八九”(归起先识语)，这十之八九的遗稿，属于文学性散文、诗歌的比例应该非常小，因为归氏历代裔孙所刻文集，真正算得上第一次面世的文章不多，所以推测多数属于集部以外的文字。根据《文集》中自述，他不满于《尚书》古文之说，重新厘定为今文《尚书》;不信古文《孝经》，文字一从石经，并尽去皇侃所标章名，以成新本《孝经》;见唐代杨倞移易《荀子》篇第致失其伦次，而别其章条，重加断句，改正脱文衍字，重编《荀子》;下第后读《尚书》“时有所见”，“有意于以神求之”，而非前人之“章分句析”，而成《尚书别解》。这些学术著作，都是可信的，今一概不见。就集部言，《文集》中《都水稿序》称有创作四卷，命名为《都水稿》。他儿子子宁称:在他编辑一部文集、翁良瑜编辑一部文集之后，还有杂乱的文稿，他为之一一校理、编年，而汇集成《世美堂稿》，这两部文集现在也都不存在。此外，像《明史·艺文志》中著录的《读史纂言》十卷，《方舆考证》中引用的归有光所辑《吴志》;在书信等文字中，他提到曾专门选科举小录论及墨卷为《程论》，编乡试程策为《程策》，编自己与诸友辛卯应试时会作为《会文》，收经义百篇;选编乙未岁课士文为《群居课试录》;他想删定《史记》“以成一家之言”，而以“褚先生文体殊不类，今别作附书”，并有意重修《宋史》;他对金石碑版很有兴趣，自己搜求，并托人拓印，欲效欧阳修《集古录》之作;他还编过一部《前编》(《韩集前编》? )，并自认为“考校甚精”;明代孙岱所编《归震川先生年谱》所提到的震川著述，如“六经、庄子、史记标注”，应该不是一部书，且与我们前述及所知又有所不同，这说明归有光的《庄子》《史记》甚至“六经”方面的著述，明代人就认可。我们是尽全力求真、求全，但“真”在于学界的判断，“全”只是目前所能做到之“全”，将来是否有新的归有光著述被发现，实难料定;当然，我们希望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