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当代思想家苏珊·桑塔格曾专门就“疾病隐喻”考察疾病如何被一步步隐喻化，一种疾病的隐喻又如何进入另一种疾病的隐喻，如何从仅为身体的一种病又转换成一种道德评价或者政治态度。1978年，她发表的一篇题为“作为隐喻的疾病”长文，对“结核病”与“癌症”的文化内涵做出深刻的剖析:“结核病是一种时间病;它加速了生命，照亮了生命，使生命超凡脱俗……癌症从隐喻上看，与其说是时间的病，还不如说是空间的病或病状。”“结核病通常被想象成一种贫困的、匮乏的病……癌症是中产阶级生活导致的病，一种与富裕、奢华相联系的病。”结核病引发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艺术的病态幻影，它被认为是一种优雅的、赋予死亡以启迪意义的灵魂病，“当描绘垂死的结核病人时，就把他们塑造得更美丽、更真诚，而当刻画垂死的癌症病人时，就尽数剥夺了他们自我超越的能力，让他们被恐惧和痛苦弄得毫无尊严”。时隔12年后，她又发表“艾滋病及其隐喻”(1989)一文，选择艾滋病作为双重隐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像癌症一样，艾滋病不允许浪漫化或情感化，这也许是因为它与死亡过于密切……艾滋病产生了似乎数不胜数的大量症状-疾病;艾滋病无药可治，只能以缓和剂来苟延残喘;艾滋病给人带来早于身体性死亡的社会性死亡。”“正如疾病是人生最大的不幸,疾病最大的不幸是孤独;当疾病的传染性使那些本该前来助一臂之力的人避之惟恐不及时,甚至连医生也不敢前来时……这是对病人公民权的剥夺,是将病人逐出社会。”桑塔格无疑是福柯所倡导的医学符号考古学的实践者，她通过疾病文化隐喻的研究清醒地洞察到20世纪60年代后文化现象与本质、词与物的分裂，试图通过其文化批评让越走越远的词重新返回，使现象重返本质。 法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更是将医学符号学的研究提升到哲学的高度。他在《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一书，以一种“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进入医学符号学的考古层，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医学“诊治档案”或者说是医学“话语”进行深入的考察，从中揭示出有关疾病、死亡等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他选择医学语言这一切口演绎“症状(symptOme)”与“征候(signe)”的不同语义价值。他认为:“在18世纪的医学传统里，疾病以症状与征候的形式出现在观察者面前。”症状是可见的，是疾病某种外在的表现，而征候是最逼近疾病本质的东西，具有预后性、既往性和诊断性。“征候通过不可见者表明远景、里面，后来者。它关注结局、生命与死亡，还有时间，涉及僵化的真理，即已知隐秘的真理，这种真理是症状在其显象之上重建起来的。”症状建立了能指与所指不可分离的表面现象，显示疾病本身就是一种现象，一种独立于健康而自成一体的现象。而医生的介入使疾病成为诊治对象，也就是说，医生在临床场所的“看与知”把疾病因素整合起来加以分析和诊治，将症状改变为征候，从而抵达疾病的本质。因此，疾病源自于症状的自然秩序，只有医生的分析才能发现疾病。当病情明了后，医生需要“说出”一套清晰的临床话语，并用文字符号准确地制订出治疗方案;“正是描述，或者更准确地说，正是描述中隐含的语言活动主宰了从症状向征候的转变、从病人向疾病的转变、从具体个人向概念的转变”。一种表达医学理论的医学语言应运而生，“所见”与“所述”在疾病中直接沟通，“所述”包含着疾病的所有存在。在此需要指出的是，福柯在实现临床档案的考古学描述过程中，引入“言说(dire)”的新观念。他将“言说”区分为“说出的话(ce qui est dit)”和“说的对象(ce qu，on dit)”两个方面，即名与实、词与物的关系。名与实、词与物、所谓与所述之间构成一条密不可分的链。疾病是可见者，名称是可述者。可述者是可见者在论说实践中的符号性表现、抽象、共相，可见者则是可述者在非论说实践中的现实性表现、具体、殊相。可述者存在于可见者之中，可述者包含可见者，都是实在的。“说的对象”永远是具体可见的实或物，有待“看”的描述来整合进“知”的体系;“说出的话”则是一种可以陈述的抽象符号，唯有陈述才能揭示客体的物，唯有对客观物进行分析才能实现客观物的符号化，从而建立起客观物的符号理论体系。福柯在医学符号考古实践中发现了语言新功能:“论说”体系，为他一生阐述知识与语言、知识与权力、知识与道德之间的哲学思考奠定了基础，也使他对西方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