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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实为疾病之“标”，病因才是疾病之“本”。中西医对“标”的认识是一致的，即疾病的客观表现，即症状和体征。但对“本”的概念看法却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医认为，产生疾病的原因乃是阴阳的失调，具体的致病因素即所谓六淫、七情、疫疠、痰饮、淤血等，所有这一切皆源自古人朴素的自然观，皆不可精确定量、客观描述，乃是医生一番望、闻、问、切后的主观臆测和附会，不同的人完全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所谓“医者，意也”。中医是在没有发达的组织学、解剖学等基础上发展出的一套完整的医学体系，中医里的“气”、“血”、“营”、“卫”、“津”、“液”、“燥”、“湿”、“寒”、“暑”等概念，表明中医学对解剖实体的依赖程度不高。同时，中医的名词术语更多是描写医者观察事物的内心体验，而非写实的，如命门、三焦、经络等概念。因此，中医至今原封不动地保持着它古老的传统，过于尊重古代的经典文献，无疑会妨碍其现代化进程;同时，如今所谓中医现代化采用西医的实证方法研究中医的体验，似乎正混淆了语词写实与开放的两种不同功能和意义，难怪会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 西医源自古希腊文明，其代表人物是希波克拉底和盖伦。他们强调心与身、人体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实为一种整体医学。医生非常重视个体健康的特殊性，认为人之所以发病是由于机体内部“体液”出现了紊乱，疾病乃是自稳调节(hemostasis)的紊乱所致(与阴阳失调有点像)。但是，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体液学说”受到了猛烈的抨击，西方医学在某种程度上已抛弃了原有的传统，走出一个新的方向;“人们认为真理不是在于过去而是在于现在和未来;不是在书本而是在躯体上;医学进步不是取决于更好地理解古代的权威而是取决于观察、实验、新事实的收集以及对病人生前和死后的密切检查”。渐渐地理性主义渗透到了医学的各个方面，一切都强调以实证为基础，以观察、检查、证据收集来进行验证。临床医学通过检测血液、尿液、组织切片以及各种医学影像技术的应用，来了解疾病的进展，并力求使病人得到早期的诊断与治疗;现代医学研究通过连续不断的技术创新———显微镜、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渐至今日发展到了基因的水平，创造了一系列非常强有力的医疗手段，在疾病预防与诊治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在医学的进一步发展中，疾病越来越变得比病人重要，人们开始以某种方式谴责西医过于技术化、非人格化的倾向，谴责它考虑更多的是医学职业的发展而非病人的利益。近年来，西方已有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西医回到传统的起源，同时开始从东方医学传统中寻求另一种互补的医学智慧。 中西文化体系滋养出不同的思维方式。西医诊断讲究从病入手，抓住一个“病”，即一个疾病单元，从它的病因、病理、症状、诊断、鉴别、治疗、预后说来,以一种不同于中医的全新方式思考疾病与健康，这是一种倾向于唯物论和还原论的思考方式。中医主要从症状入手，以“证”将其归类，探究其内在的联系，然后处方用药;所谓“辨证论治”包括辨证求因、审因论治、依证论法和以方遣药，即把有联系的症候群、病因、治法、方药串在了一起，提纲挈领，便于后人诊治。因此，中西文化造就了截然不同的医学理论，也决定了英汉词汇某些语义特征的差异。例如，西医词汇中充塞着以创造发明者姓氏命名的医学冠名术语，而中医治法也是丰富独特，但在中医史籍上却没有发明这些方法的任何一个人名。这不能不说是中西医发展史上令人深思的差异:中医治法是民俗经验的积累和提升，往往与日常生活融为一体，西医则是科学对生活的渗入和干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