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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出土文献对于古代汉语各学科的研究都有重要的价值。 用出土文献能够纠正《说文解字》中的一些错误，从而能对文字的形义做出正确的解释。例如“王”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字从三横画，代表天道、地道、人道，中间一竖代表通达，能够通达天道、地道、人道的，就是王。但是这种解释是错误的。“王”字本像锋刃向下的斧钺形，而斧钺是王者权威的象征。又如“古”，《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本义是故，从十从口（十口相传是前言，所以有故旧的意思），为会意字。但是从甲骨文来看，它是坚固的“固”的本字。字的上面像盾牌，下边的“口”是区别性符号。出土文献的发现和研究，还推动了文字学理论研究的进展，如文字起源理论、汉字结构理论、汉字字体发展理论的研究都有新的进展。 出土文献能够解决音韵学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推动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例如以“去”为声符的字，有两种并不相近的读音，一是属于鱼部，如“呿”“袪”等字， 二是属于葉部，如“劫”“怯”等字。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小篆把两个读音不同的字混在一起了。一个是从大从口，会意字，表示张大嘴，是“呿”的初文，也就是离去的“去”；二是像器盖和器身之形，“盍”的上部即是如此，这个字应该读为“盍”。出土文献为音韵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专家们利用出土文献研究古音，取得了很多重要成果，如研究了东冬的分合、宵谈的对转等等。未来音韵学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利用出土文献是途径之一。音韵学的出路在于出土文献。 出土文献能够纠正《说文解字》对于本义解释的错误，为某些词的本义提供例证，能够帮助人们正确区别古代同义词。例如“庶”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屋下众”，但是从古文字来看，此字是从石从火，本义是煮。在上古时代，陶器出现以前，人们或者以火烧热石头烙烤食物，或者以热石投于盛水的器中煮熟食物，“庶”字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反映。又如“自”字，《说文解字》认为其本义是“鼻子”，但是并没有举出例证来。不过这种例证在甲骨文中却比较常见，甲骨文中有“疾自”一语，正是说的鼻子有病。再如“追”和“逐”是一对同义词，这两个词的区别如何？原来并不是很清楚。但是根据对甲骨文的研究，发现这两个字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即追人为“追”，追动物为“逐”。通过对出土文献中词汇的深入研究，能够推动古汉语词汇学的大发展。 出土文献对于古汉语语法学的研究意义更为重大。如果没有甲骨文，对殷商时代语法根本就无法进行研究。而运用甲骨文，我们可以描绘出殷商时代语法的基本面貌。如我们现在知道殷商时代的宾语前置句有三大类。一类是否定句中代词宾语前置，所涉及到的否定词是“不”“勿”，其代词是“我”“余”“尔”。第二类是“唯+宾+动”式和“惠+宾+动”式的宾语前置句。“惠+宾+动”式不见于古文献，“唯+宾+动”式只在《尚书》等古文献中偶尔见到。第三类是名词宾语可以直接放在动词前，但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要与“惠+宾+动”式句构成对贞，二是在名词宾语前要出现否定副词“弜”或时间副词“其”。 总之，出土文献时代地域明确、保持语言原貌，对于文字学、音韵学、词汇学、语法学等学科的研究都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因而应该重视对这种语料的整理和运用。 （作者为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