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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电报引入中国后，渐为金融领域所取用，衍生出电汇这种新型经济行为，传统的汇兑方式与格局由此出现大的变动。电汇在近代中国的演进，从其经营的主体和规模两方面观瞻，大抵经历发端、发展与深入发展三个阶段。而电汇的渐次发展与日益繁兴，不仅方便了国人的社会生活，而且提高了工商企业的结算效率，并增强了货币的流动性，使得国内以及国内与国际间的金融市场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这一切以一个案领域标识近代中国金融生态的变迁以及向着现代金融的转型。 关 键 词：电汇 金融生态 社会变迁 近代中国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社会转型与民国时期的电报建设研究”(13YJA770035)、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电报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研究(1860～1949)”(15BZS09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夏维奇，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江苏 扬州，225002)、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教授； 夏青，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266100)。 人类的经济活动如工商贸易等，需信息的快速传递：“以商家生财之道，惟凭居积贸迁。而为迁为积，又视在远市价之高低为断。苟能得声气之先，有利可图，不难一网打尽。”可见，“声气”即信息乃“商家生财”的重要基础。而“能得声气之先”，则需一定条件。具有快速传递信息功能的电报，便是绝佳的条件之一。职是之故，电报这种新型通信工具自引入中国以后，迅为商家所认知与取用。1882年11月25日，亦即中国第一条电报大干线——天津至上海线建成未满周年之际，时人便指出：“自电线传音，呼吸之间，不隔千里。各行栈家争先斗捷，皆通在远之情，莫擅独得之秘。”[1] 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家对电报的倚重日深。创建于民国初年的福新面粉公司，在全国多地设立麦庄。“各地麦庄收麦的价格、数量和什么时候开始收购，都听命于上海总公司麦务部的指示(一般用电报)，而总公司麦务部对各地麦庄的指示，又根据当时上海粉市和面粉交易所的交易情况，如果粉麦交换率有利，即用电报指示收购；如果粉麦交换率不利，或者为了抑低麦价，即用电报指示止购。”[2]可见，电报已是福新面粉公司指挥调度的不可或缺之工具。正因电报对于商家如此之重要，斯时稍大企业多设有电报挂号。此已成为传统企业向现代转型的主要参数之一。国际贸易亦然。近代中国的出口商品中以生丝最为重要，民初“输出额有超过一亿两之状况”。“然则此生丝在贸易上必要之机关何在?即电信是已”。“盖生丝如绢织物等，流行之变化极多，市价之动摇亦大，当贸易品远出于欧美诸国时，若无电信之利用，决不能得交易上圆满之发达”。[3] 观上可知，电报引入中国后，日渐成为经济领域必备之工具。金融业更是显例。未通电报前，票号在“每日市面银钱平稳时，由通常信分报联号各庄”，如逢行情暴涨暴落，“用加紧专信报告，有直接关系之各分庄”；“设立电报后，则由电报报告之”。[4]另一方面，“倘遇一庄因市面变故而影响周转，一封电文，各庄马上汇集巨款，应用不穷”。[5]可见，电报为票号这类金融机构通告紧急行情、迅速调剂资金，以稳定市场，提供了极大方便。不仅如此，电报一经取用，甚且悄悄改变票号等金融机构既有的营运操作方式，衍生出诸种新型经济行为，电汇即其中之一。作为金融机构所推出的汇兑业务之一种，电汇在近代中国，初由票号开发，嗣后亦为钱庄、银行、邮政等机构办理，对斯时及其后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乃及当今。学界对电报与近代经济发展之关系的研究已获较丰硕的成果，①然于近代中国的电汇问题尚无专文论析。鉴此，并因其影响既巨且深，笔者拟对之作一初步考察，侧重其演进历程的梳理与功能影响的阐释，以期推进该课题的研究。 电汇在近代中国的演进历程，从其经营的主体与规模两方面观瞻，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其中，1880年代中期至1906年为发端阶段，1907年至1932年为发展阶段，1933年后为深入发展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