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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号：近代电汇的发端 电汇由票号始创于1880年代中期。嗣后，账局、钱庄、银号等机构亦开办该项业务。然在1907年票号的电汇业务由盛转衰前，这类机构的电汇量小，故票号是此间电汇最主要的经营主体。另一方面，这段时期电汇虽具一定规模，然总量有限。鉴上，1880年代中期至1906年可谓电汇的发端阶段。 近代以降，票号的汇兑业务发达。所谓汇兑，是指汇款人委托相关机构(主要为金融机构)将其款项支付给收款人的一种结算方式，初为资力雄厚的商号所推行，后成为票号的主要业务。[6]早期汇兑有票汇与信汇两种方式。其中，票汇是票号收到汇款人款项后，开出汇票，汇款人将之交收款人。后者持票到汇入地的分号或连号兑取款项。[7]信汇是票号收到汇款人的款项后，函告汇入地的分号或连号；汇款人写信告知收款人，后者再持信向该分号或连号兑取款项。[8] 电报引入中国，成为汇兑方式发生变革的重要诱因。自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电报渐在中国推展开来。[9]至1890年代初，已形成规模初具的电报网，此为汇兑方式的创新奠定重要技术基础。另一方面，19世纪四五十年代，西人已开始在中国内地从事贸易及工商等经济活动，嗣后逐步扩大。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渐次发展起来。而工商、贸易等经济活动多需资金的快速调拨，以加速其周转。况且，政府机构在其所主导的各类经济行为(如解协饷、河工、赈济等)中，亦常需款项的及时划拨。于是，改变传统的汇兑方式，利用电报这种新型通信技术办理汇兑业务的需求渐增。此为汇兑方式的创新奠定重要市场基础。正是在上述情势下，票号率先开办起电汇业务来。两广总督张之洞曾奏：“又奉会办海军、北洋大臣李鸿章电催，提解转行司局送予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由商号百川通等八家电汇藩库平纹银十二万两，限十二月二十七日赴海军衙门交纳。因气炮一款本系洋银，现以纹银汇兑，每百两应补纹水银九两，共补纹水银一万零八百两。又每百两给汇费银三两五钱，共汇费银四千二百两。统计在气炮款内支出洋银十三万五千两，业经如数提发各商号电汇赴京。旋准李鸿章电转准海军衙门十二月二十八日电覆[复]，二十七日如数收讫在案。”[10]由张奏可知：其一，在光绪十一年十二月(1886年1月)前，至少百川通等8家票号已开办电汇业务；其二，此时李鸿章等清朝大员对于票号的电汇业务已较熟晓，则表明此项业务的开办当更早。 至1890年代初，“各省电汇银两已属通行”。[11]然此间并非所有票号皆热衷该项业务，一些票号甚至是资力雄厚之大号，仍存勉强乃至抵制情绪。从表层看，是票号有安全之虑。票号对于票汇，本有周严的保密制度。如蔚泰厚号“汇票纸，以绿线红格，由平遥县一处印，各分号均用总号之纸，如坏了一张，必须寄到总号备数。其汇票纸夹印‘蔚泰厚’三字。各处书票只须出于一人之手，并将笔迹报告总号通告各分号，以备查考。又于汇票后面暗书月日及银数，此种暗号外人不知，但恐日久泄漏，故数年必改。”再如协同庆号“会(同汇)票是在湖南订印的，拿上看，不过是个折纸，也没有花纹格式，可是纸里暗印的有‘协同庆’三个字，把会票拿起一耀就看出来了。印暗字，为的是以防造假。其实，造假也是不容易的。会票全凭写的字体，写会票的人，各号都知道，一看字就认识。字写得真好，和刻的一样，别人学也写不下那个样。除了靠字体而外，还盖有图章。图章刻得很细法。”[12]可见，票汇的保密工作异常精严。而长期执行这种严格保密措施的票号，虽知电报亦可设密码，但对其功效多存疑虑。在票号看来，电报以电码传递信息，需假手他人，故存在泄露之风险。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孔老台在办理电汇业务之初，致函总号时称：“如果电兑即可兴旺，自当以电兑为是；特恐电兑虽有暗码，总要假手于人，行之既久，难免有意外之虑”，请求停办。继任者李宏龄“亦深以停止为妥”。稍后李又称：“电会必系紧急用项，而刻下电局偏将此类电报列入第三等，且字多舛错，往返查问，必索多费。虽各家皆有暗码，然至数次查问之后，必不免有泄露之处。既有泄露，即难免有意外之误，此不可不豫防者。”可见，管理者对泄密风险多表现出高度的关切。另从深层看，票号有损利之忧。电汇多为应急，通常是电到即取，一般不过两三天，这使得票号的得空期大为缩短，一些票号遂忧利润减损，此更为关键。前揭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又指出：普通汇兑(票汇与信汇)，“会水每千两已收三十两，交银总在四五个月以后；此四五月中又可获利数十金，计每千会水已在百金之谱。即使电水增加，亦断不能过此数；且交银太速，反少得四五个月利息，甚不上算。”因上，蔚丰厚号在电汇试行一年后提出停用：“我号准其电兑银两，已试办一年，救他人之急需，我号所得兑费亦属寥寥。少得兑费属小，关乎利害甚大，与其追悔于后，莫若及早回头，各庄以(1891年)二月底即行停止。”该指令得到执行。[13] 可见，电汇在推行之初并非一帆风顺，透显一种新行为出现后为社会所普遍认同与接受需有一过程，此恰提示出社会及观念变迁的缓进乃至反复之势。然是时，该业务既为多家票号所取用，倘个别票号弃之不办，则易造成老顾客的流失，从而影响生意。缘此，当蔚丰厚号通知“各庄以二月底即行停止”电汇之时，其北京分号经理李宏龄一改曾经的反对态度而表异议。李从当下形势方面察之，认为电汇已成为留住老顾客而利经营之重要手段：“惟近来察看情形，与前年(1889年)又不相同。各省电会银两已属通行，若咱号一家不用电会，势必耽误主道。譬如，我号旧日之主道，或有电会款项，势必至别号电会，别号可由生而熟；为日既久，我号反因之由熟而生，即有不用电会款项，亦恐由别号汇兑。是生意未必因电兑格外生色，却恐因停止电会减色，此亦不可不虑。”李又在另信中重申：“刻下各省电会银两已属通行，势不能不随众办理，以广招徕；但日久事长，难免意外之虑。各码头字号太多，各家皆电会，独咱号不用电会，势必耽搁买卖。”[14] 可见，一些票号先前所忧的利损问题仅观于当下，未虑及久远。而安全问题本不为关键，票号可自编密码，②且电汇中“日期、平包、数目，均能以一二字代替，颇为简捷”。[15]看来，票号先前的种种虑忧，从根本上言，当是思想局限所致。一旦认知跟进，这类业务便推展开来。③ 事实上，电汇业务的开展为各票号带来巨额经济利益。早在1891年，来华西人即注意到：“电报的开办和扩充，沟通全国，对于山西票号商所起的作用及所得的利益，恐怕是首屈一指的了。”④20世纪初，江西巡抚李兴锐更明确指出：“中国西商(山西票号)多于各省设立汇兑庄，无虑千百万巨款，层纸书函，数言电报，即可立为兑付。每一字号岁盈不下数十万，而未尝费一金之本。”[16]这一切反过来又透显出山西票号的电汇业务之盛。另据统计，山西票号在清季最盛时期设总号、分号于国内外133地，总数达657家。[17]而清季电汇的通汇区域达118个城市，大致形成一网络，覆盖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各区。[18]尽管史料中尚未见具体统计，但在鼎盛时期，票号的电汇业务当已具一定规模，由上可揆之。⑤更为关键的是，票号所开启的电汇行为，本身即具重大意义，标识传统的汇兑方式与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并为嗣后其他金融机构经营该项业务积累了经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