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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 电报引入中国后，渐为金融领域所取用，由而引起该领域营运操作方式的变化，衍生出电汇这类新型经济行为。此类行为在清季即已出现，票号是其主要执行者。进入宣统年后尤其是入民国以后，票号日趋式微，但钱庄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日益勃兴，成为电汇拓展的强力推动者。自1930年代初起，一些先前尚未开办电汇业务的钱庄开始办理该项业务，为电汇的进一步拓展奠定不容忽视之基础。另一方面，银行获巨大发展，成为电汇经营的主力军。尤为关键的是，这期间邮政亦开办电汇业务，成为一新的生力军。此不仅透视出社会对该项业务需求的扩增，且反过来也极大地推动了该项业务的进一步拓展。上述一切使得传统的汇兑方式与汇兑格局出现大的变动，票汇、信汇与电汇三足鼎立的局面由此逐步形成。而电汇的经营主体在近代中国由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向银行、邮政储金等现代金融机构的渐次演进，从一个层面透显出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变迁。⑩ 电汇的出现方便了国人的社会生活。1912年12月16日，梁启超致函其女梁思顺：“本月收入须月杪乃到手，明日只得设法向人挪借，若得当电汇以救急耳。”[58]此提示出的是，梁在“救急”之时，即思“电汇”其款。而可“明日”挪借则又表明电汇的存在，已让梁氏不必担心“有款能否救急”?而仅担心“是否有款救急”?所忧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梁氏又在另信中称：“顷电汇四千，想先此书达。”[59]1913年4月29日，梁又函告梁思顺：“顷电三千五百元，想已收。”[60]1920年2月中旬，林语堂因妻患病而迫切需钱，胡适立电汇300元。19日林签收，解燃眉之急。[61]这些资料提示，电汇已成为梁启超、胡适这类社会精英人士接济亲友急难的重要工具。1929年9月17日，郁达夫接安徽大学电，“聘为文学教授，月薪三百四十元”。稍思后电允，翌日“午后接安庆来电并电汇薪水一月三百四十元”。[62]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飞机失事。翌日该公司“电汇济南两千元，办理善后”。[63]1937年抗战爆发前，郁达夫受国民政府委托，劝在日的郭沫若速回国。郁一面电请南京，“多汇旅费去日，俾得早日动身”；一面函郭：“大约此函到后，南京之电汇，总也可到，即请马上动身，先来上海。”[64]这些资料表明，电汇已成为官商机构的济急工具。抗战爆发后，全国赈济委员会与中国银行合作，由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拟订《举办侨胞电汇受人登记办法》，获政府核准试办，后推广至澳大利亚、新西兰、欧洲等地，以便海外侨胞汇款国内。[65]这些资料又映显，电汇已成为侨胞济乡民之急、扶故土之危的重要工具。事实上，侨胞将其所得电汇国内，成为著名的侨汇方式之一，对其家乡乃至中国的建设尤其是救困工作，大显助益。上述电汇济急情况的广泛出现与深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的济急方式乃至济急思维。1930年12月19日，徐志摩函告梁实秋，《诗刊》即将付梓，闻一多受约创作《奇迹》一诗。“但《奇迹》何以尚未到来?明天再不到，我急得想发电去叫你们‘电汇’的了!”[66]用“电汇”一词索求稿件，透视出在徐志摩这类社会精英人士的心目中，电汇成了济急的代名词。 电汇的出现更方便了工商企业的资金调拔与异地结算。以广西钱庄为例，其办理汇兑在20世纪“30年代前多采用信汇方法，时间缓慢。如南宁汇上海往往需时一月，省内也得10天或半月。30年代以后才逐渐使用电汇，需时两三天即可”。[67]可见，电汇款项较信汇大为提速。此对工商企业的资金运转乃至整个工商贸易活动，产生显著影响。民国年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连续出现“白银时代”、“黄金时期”以及“黄金十年”，既扩大了对电汇的需求，反过来也从电汇的扩张中获取了较多助益。尤为关键的是，电汇的办理机构与办理网点的日益拓展，增强了货币的流动性。此更有助于货币的异地供需之调剂，进而强化斯时全国性金融市场的内在联系，并使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得更加紧密。这一切有利于近代金融管理模式的形成与管理体制的建立。 然，近代中国虽建立起电报网，但此网的分布严重不平衡，且十分稀疏。即便至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末期，仍有众多县城尚未开通电报，遑论乡镇与农村。(11)这便使得斯时的广大地区无法成为电汇的通汇区。再，电汇费用较高，即便是社会精英人士亦不愿泛用，遑论普通民众。1933年2月17日，施蛰存致函戴望舒：“我上次有信给你，希望你能多赶一点稿，让钱可以不必再急电汇，汇费实在太大了。”[68]同年4月又函：“电汇了一千五百法郎给你。想已妥收。此费是托中国银行Miss Dora Chen出面汇的，因可以省些电报费。”[69]上述情状必然对近代中国电汇业务的拓展形成“瓶颈”。看来，唯有着力延伸与加强电报网的覆盖范围和覆盖密度，并尽量降低打报资费，方是消除电汇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制约之根本所在。这是需要补充与强调指出的。 注释： ①较具代表性的成果有戴鞍钢的系列论文《口岸城市与周边地区近代交通邮电业的架构》(《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近代上海与长江三角洲的邮电通讯》(《江汉论坛》2007年第3期)、《电报电话与近代上海及江南》(《历史教学问题》2013年第4期)以及徐元基《论晚清通讯业的近代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年第4期)等。 ②如元丰玖票号重庆分号即自编电报密码，曾致函上海分号透露：“重自设有电报局以来，我号各庄，遇有紧急要事，均行打电咨照，彼此各庄，往来答复，取其速便。重想电信报事，虽是速便，又能济急，妙不可言；而事不能瞒人，与事有些妨碍。倘因要件，若欲用此电音，必须其中另设妙策，似觉妥善。今重议定，俟后重倘因要事与我上号打电，重定于按电报编码，即比他用0001，我号加一小码用0002，他用码下之字，我用码上之字，所有地名字号，仍用伊原码，庶免要事外知，特此奉闻之。是俟后我上号如要与重打电报，亦即照此办法推用，务望照办是祷。”黄鉴晖编：《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691页。 ③现存资料尚无票号电汇业务的具体统计。不过大致可断，至1906年票号的该项业务一直呈上升之势。此于票号最主要业务——公款汇兑中可略见一斑。票号公款汇兑额初为10余万两，至1895年已达750余万两，成为公私款项的汇兑中心，嗣后仍呈上升之势。票号的电汇业务，亦大抵如此。黄鉴晖编：《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250～251页。 ④《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第953～954页。转引自邮电史编辑室：《中国近代邮电史》，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4年，第69页。 ⑤[澳]乔治·莫理循(George E.Morrison)曾写道：1894年，“云南的电报大部分都用中文拍发，经营银行的人和官员尤其如此。你可以经中国银行电汇款项，一次可汇几千两银子。用电报的主要是银行和政府机构。北京的总理衙门用密码把信息传递给在云南的云贵总督。也正是通过密码，上海的一家中国银行把信息传递给远在内地的各个代理处。”(莫理循：《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窦坤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5页)这里的银行当是票号。 ⑥国际汇兑方面，银行的电汇更普遍。参见洪葭管、张继风：《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95～196页。 ⑦另据统计，此间呈报停业清理的地方银行有15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一编·财政经济[五]，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03～604页)，故该两年地方银行净增21家。 ⑧一些银行在此间增资，如上海绸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瓯海实业银行等。 ⑨电报汇票之名由来已久。《国际邮政公约》第七条“电汇”，共五项内容，主要有：凡各国间彼此以国营电报传达者或彼此运用私办电报传达汇兑事务者，则各该国之邮政得将汇票以电报汇寄此项汇票，名为电报汇票。倘各邮政对于由无线电报传达汇兑事务，互相声明同意者，则汇票亦得由无线电报汇寄。除另订办法外，电报汇票与其他私人电报办法相同，可按照现行《国际电报公约》所附《施行细则》所载之一切手续办理，但此项手续以对于电报汇票适用者为限。郭子雄、薛典曾编：《中国参加之国际公约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94页。 ⑩需补充指出，长期以来一些商号间还直接办理电汇业务。盖一些商号所在地的汇兑机构，或汇区窄，“只有上海、汉口、重庆、成都等几个地方”；或汇额低，“数目上百，不上千”，故不能满足这些地区商号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银行和邮局做汇兑取手续费或补贴汇水”，“是有规定的”。而“商人与商人之间的汇兑，是相互之间进行协商，比较有弹性”，故更易被取用。贵阳即如是，该地商号与一些长江口岸城市的商号之间便有这种业务往来。而“汇兑种类，最早通行票汇，后来可用电汇(电报汇款)和电话汇兑，其汇兑方式是先交后收，变为对期交款或先收后交，可以赊期付息，活动得多，所以商号愿与商号打交道，必要时才找银行”(本书编写组编：《贵州钱币资料》，贵阳：中国钱币学会贵州省分会，1984年，第63页)。贵阳的情况，为传统的资力雄厚之商号兼营地区间金融流通业务的习惯之延续，当不是个案(如北京太平贸易公司即经办国内外汇兑业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政府公报·广告二》1923年6/7月，7月8日第2629号，第201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年，第560页])。职是之故，商号间的直接电汇在近代电汇业务发展中的地位，不应被忽视。 (11)1947年，电信局所(含管理局、直辖局、电信局、营业处及代办处、国际电台及政务电台、邮电局以及未核定等级局)总计1625所，分布于全国主要市县。殷梦霞、李强编：《民国统计资料四种》第14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第44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