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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上到下开展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为变敌为友提供了思想基础。 东北军是“九一八”事变后撤到关内的“亡国”之军,被蒋介石先后派到安徽、陕甘“围剿”红军;十七路军属于冯玉祥的西北军,原本就驻在陕西,也被蒋介石用来打内战。中央红军到陕北后,分析了这两支部队的情况,认为只要做好工作,完全有可能把它们争取成友军。直罗镇战役后,我们党就以红一方面军9位领导人名义发表了《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互派代表,订立协定,组成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的建议。彭德怀还亲自做红15军团此前在榆林桥战役中俘虏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的工作,并通过他做张学良的工作。在我们党的说服下,张学良的态度有了松动,党中央立即派李克农前去同张会谈,并与之建立了密码联系。随即,我们党又以20位红军领导人名义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后来,周恩来根据张学良要求,代表中共中央亲自到东北军驻地同他会谈,使他接受了我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 与此同时,党中央在红军主力东征期间,指导留守陕甘苏区的我党我军各级组织,积极开展对东北军工作。例如,我父亲那时担任陕甘省委书记兼红29军政委,整个陕甘省人口只有6万,留守部队更少,而围困苏区的东北军也有6万之多。毛主席在主力红军东征前,亲自找我父亲谈话,了解做东北军工作的部署;东征中间又就东北军工作问题给我父亲写信。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等中央领导人还为此同我父亲和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29军军长萧劲光之间频繁来往电报,仅现在能看到的来电就有10封,发电有14封。为了做省委对面东北军67军107师的工作,我父亲派省委白区工作部负责人刘培植,代表萧劲光军长前去做师长刘翰东工作。当得知107师参谋长也姓朱时,他又亲笔去信,说我们都是朱洪武的后人,不要同室操戈,让外族灭亡中国。省委还安排红军部队与东北军联欢,相约打假仗,并代对方购买给养。在中央指导下,陕甘省委对东北军的工作收到了实效,使苏区在主力东征期间不仅没有缩小面积,相反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中央在做东北军工作的同时,也开展了对十七路军的工作。毛泽东一到陕北,便亲自给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写信,通过他做杨虎城的工作。以后,我党又先后派汪锋、张文彬、王世英、王炳南等人到杨部工作,促使杨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赞成互不侵犯、取消封锁、建立联络、联合抗日的主张。另外,张、杨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团结合作,也是经过我党的工作促成的。 第三,设立各级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为逐步结成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提供了组织保证。 红军主力东征结束后,党中央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争取东北军,决定成立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叶剑英、李克农、朱理治、李涛、边章五等人做委员,朱理治兼任秘书长。中央东工委成立不到一个星期,中央政治局即召开常委会,专题研究东北军工作。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听取我父亲报告后相继发言,总的精神是要在抗日问题上进一步接近东北军,争取东北军中的大多数;强调红军和东北军都是抗日的部队,对东北军的政策不是瓦解,而是巩固它;要帮助东北军在内部成立抗日会、俱乐部等组织,以团结其左派,打击法西斯反动分子。 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东工委那一时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建立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方针,代中央起草了《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二是部署我党在东北军各驻地设立专做东北军工作的委员会或办事处。例如,在安塞工委下面设立了安塞、枣园两个办事处等,在延安工委下面设立了牡丹川、富川、川口三个办事处。其间,我父亲还陪同叶剑英视察了安塞、高桥、下寺湾一线的东工委(简称东线工委),并在安塞、延安召开过两县的东工委会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