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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共6000多字,分十个部分,其要旨为:一、东北军由于所处的亡国奴地位及红军对它的革命影响,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其内部觉悟程度极不一致,正是东北军工作的出发点。二、对东北军工作的目标不是瓦解、分裂它,也不是把它变成红军,而是帮它在抗日纲领下团结起来,使它成为红军的友军;对于其在蒋介石与政训处欺骗下的进攻,要给予军事打击,但打击的目的不是消灭它,而是争取它。三、对东北军工作的关键是使其摆脱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集中火力进攻蒋介石和政训处;同时,不放弃对政训处的分化工作。四、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要上层下层同时并进;对上层要接近,竭诚提出我们的主张,诚恳回答他们的问题,协商解决他们遭遇的困难;对下层要从约定互不开枪到互相联络,使他们对进攻苏区的命令消极怠工、敷衍塞责。五、帮助东北军物色、教育一批自己的积极分子,使他们在内部组成一个坚强的核心组织,并普及到军、师、团中,但不要替它包办一切。六、要选派最好的同志到东北军内部去工作,秘密发展党的组织,吸收优秀分子入党,但要以抗日积极分子面目出现。七、凡有东北军驻扎的地方,争取东北军的工作都应是那个地方党的中心工作;要在与东北军有协定的地方设立办事处,并以东北军部队为对象设立流动的工作委员会或特派员,随着部队移动。实践说明,这个文件对于我们党东北军工作的深入开展,促成东北军的转变和形成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发出一个月后,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东北军工作。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央东工委的工作报告。毛泽东指出:这个时期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有很大进步,可谓很好的模范;同时表示,过去工作方针是以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建立联合战线为序排列的,今后要变更一下,“把建立联合战线放在第一位,对东北军、对杨虎城部队、对南京部队,都要建立工作委员会。”周恩来说:“东北军忽视内部的组织工作和思想工作,一般军人对张学良依赖甚深,如张万一被扣,他们便束手无策。建议加强对东北军的宣传工作。”张闻天说:“工作委员会有很大成绩,说明中央对这一工作指示的正确”;同时提出,要大胆地在东北军中发展党的组织。 第四,开展东北军内部党的工作,帮助东北军做巩固内部的政治工作,发动群众“逼蒋抗日”,为促进张学良、杨虎城下定抗日决心提供了精神动力。 由于张学良多次提出希望我党派人去帮助他,加之原属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东北军地下党——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的组织关系于1936年6月转给了中央东工委,潘汉年在莫斯科和上海、南京同国民党官方会谈国共合作问题后也抵达了陕北苏区,故中央于8月上旬决定派潘汉年、叶剑英、朱理治三人到西安,同已在张学良身边做秘书的刘鼎一起协助张工作,并将此决定在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8月9日化名赵天、赵来、赵古、赵东给张学良的信中通知了他,说“叶剑英帮助军事,朱理治帮助政治工作”。另据我父亲回忆,周恩来同他谈话中说,中央决定叶剑英、彭雪枫和他去西安做东北军工作,叶、彭搞上层统战,他作为中央特派员,领导西安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8月30日,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约定今后报告中的暗语之后,化装进入西安城,与刘鼎接了头,并由张学良指示刘翰东师长安排,让他以东北军学兵队教员名义住进张学良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家的院子。在此前后,叶剑英、彭雪峰、潘汉年等人凡到西安,也都是住在孙家。不过,他们都身兼多项使命,故来来往往,并不常住。唯有我父亲作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代表中央专门帮助张学良做东北军的政治工作,同时负责领导东北军的地下党组织,故一直住在那儿,直到西安事变发生,总共住了103天。 从目前已公开的那段时间我父亲给中央的七份报告看,那时他实际处在党中央与东北军地下党组织的中间环节。党中央给我父亲的指示,一般经过刘鼎的电台(这个电台也是党中央与张学良秘密联系的电台)及来往于苏区、西安之间的叶剑英、潘汉年等人传达。而我父亲对于党中央方针、指示的贯彻,则通过东北军地下党组织进行。他到西安后不久,即和东北军东工委书记刘澜波很快接上了关系。那时,东工委领导班子成员中还有孙达生、苗勃然、宋黎。在西安的头一个月,他每周在刘的堂兄东北军105师师长刘多荃家中与刘见一次面,传达指示,了解情况,布置任务。后来,他又和东工委的领导班子在郊外开过几次会,一起学习讨论中央的政策、方针。宋黎生前回忆说:“8月末,朱理治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来西安指导东工委工作,他首先向我们东工委领导成员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这一指示是在我父亲进入西安的第二天正式发出的——笔者注)、《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朱理治特别强调:东工委的工作要更有计划性和严密性,并扩大工作范围······这在当时对东工委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