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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远抗战爆发前后,在东北军有公开职务的刘、苗、孙等东工委领导成员被分别调离西安。此时恰逢蒋介石飞抵西安,部署西北“剿共”。因此,为了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我父亲和留在西安的宋黎天天到公园接头,布置西安的救亡运动。他回忆说:“从11月下旬到西安事变前的二十天,西安几乎每天都有学生游行示威。”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西安的东北军工作完全是由党中央领导的,也都是通过东北军地下党组织进行的。 在帮助东北军的政治工作方面,东工委主要是根据中央的政策、方针、指示,推动和参与张学良建立以他为核心的东北军秘密政治组织——抗日同志会,引导东北军学兵队接受抗日和进步教育,组织地下党员以合法身份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王曲军官训练团讲课、做宣传,安排地下党员掌握东北军中的最大群众组织东北讲武堂同学会的领导权。 在巩固发展东北军地下党组织工作方面,东工委把重点放在了学兵队。从北平招收的第一期80名学员中就有北方局介绍来的28个党员,东工委把他们编成为一个党支部。接着,第二期130人、第三期300人陆续到来。三期学员总共500多人中,党员就有150人。我父亲和刘澜波商量,在学兵队里成立了一个党总支,让东工委宣传部部长宋黎分管。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他还提到从北方局选送的党员中抽出8位办训练班的事,说准备分到各军、师中去。后来据宋黎回忆,这8位党员中有徐明、窦子安、赵化南、金明等,由刘澜波和他出面推荐,直接分配到了东北军部队。对于学兵队,毛泽东十分重视,曾在电报中提出,学兵队的教材可请朱理治编,教员由南汉宸、刘澜波找平津的同情分子担任。 东北军里的东工委刚成立时,仅有一二十个中共党员。我父亲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赞他们“组织虽小,但活动范围很大,同志一般都积极干练。因此,党在多种群众组织中以及最近各方面活动中,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同志的情绪很高,个个活动能力都不坏。”他还说:由东工委介绍入党的解方、贾陶、王再天、栗又文等东北军总部校级军官,都深受张学良的信任和器重,在各自岗位上积极而巧妙地为党工作。在中央正确方针和有关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东工委组织发展很快, 1937年3月东北军东调时,中共党员数量已达到二百三四十人。 为了贯彻党的“逼蒋抗日”的方针,东工委利用一切机会,不断发动群众请愿、示威、游行。例如,九一八事变五周年时,策划东北讲武堂同学会动员200多会员向张学良请愿抗日,策动东北大学西京校友会等团体发起万人集会,由学生递交“上副司令(指张学良)请愿书”,张身着戎装出面,表示收复失地的决心。鲁迅逝世后,组织追悼会,举行反内战的群众集会游行。绥远抗战爆发后,东工委和中共西北特支发动“东救会”、“西救会”和西安学联等群众团体组织游行、集会、请愿,掀起援绥高潮。针对蒋介石做出的援绥表示,我父亲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计划由“东救会”发起,向蒋写请愿书,召集24个团体的代表签名;“推动西北联合,组织援绥联军,决定G同志(指高崇明)推动杨(指杨虎城)。”还说:“G以语激杨,杨谓西北局面,张(指张学良)负领导地位,如张干,彼一定受他领导。” 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东工委和中共西北特支发动群众团体举行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并向蒋介石驻地进发。11日,即西安事变爆发前一天,我父亲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汇报了这次行动的情况:“请愿示威一共动员了5000多人(实际去了一万人——笔者注),学生居多。”“向邵力子请愿时,邵的答复,学生表示不满,结果学生驱走了他,以后又冲出了北门,到临潼向蒋请愿。直走到灞桥,与军队相持不下。”张学良怕学生吃亏,赶去劝大家先回去,并完全接受了学生要求,“表示一星期内,一定给各同学事实答复。” 根据这一动向,报告中说了东工委的下一步打算:“这星期内,准备:(1)把后援兵(指援绥)正式成立起来。(2)组织绥战义勇队,出发援绥。(3)广泛宣传,组织游艺宣传大会。待下星期张答复后看情况,准备更大的向蒋之请愿活动。”“第二个方法,便是设法动员东北军与17路军的将官、士兵,请缨、请愿、签名,以至于士兵的[骚]动。”然而,这些计划未等实行,张、杨就在第二天扣留了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