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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坚持以民族利益大局为重的方针,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提供了关键条件。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即电告中共中央。党中央立即复电,除答复军事部署外,表示周恩来拟去西安“协商大计。”12月16日,在东工委和中共西北特支共同策划和领导下,西安举行了十万人集会,支持张、杨的义举,张、杨上台讲话,申明主张。 此时,国民党内亲日派以救蒋为名,极力主张“讨伐”张、杨,并调动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内战危机一触即发。时任红军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和政委任弼时致电中央,认为目前应迅速发动抗日战争,红军与张、杨两部统一指挥。中央与他们意见完全一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当天致电张、杨,提议立即组织西北抗日援绥军,下辖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由张为联军委员会主席,杨、朱为副主席。17日,周恩来率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人到西安,提出和平解决事变的五项条件。经与张、杨商讨,并同南京方面的代表反复谈判,各方终于达成一致,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0日,周恩来在孙铭九家中听取了我父亲的汇报,指示他继续担任中央特派员,领导东工委,同时参加陕西省委,并搬出孙家,在外面另立机关。 西安事变虽然得到了和平解决,但因张学良陪蒋回南京被扣,引起东北军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分裂。周恩来为避免内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然而,应德田、孙铭九等主战派军人不顾大局,枪杀了爱国将领王以哲将军,发生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二二”事件。为防事态扩大,周恩来立即派人把少壮派军官秘密送走,确保了和平协议的贯彻。为防不测,中共代表团除周恩来外,均于2月3日撤出西安。我父亲因“二二”事件之前患肺炎住进医院,故代表团中负责与他联系的博古在撤离时专程到医院看望了他,同他商定西安党的工作立即转入地下,并告他高烧退后也要撤离。 2月10日左右,我父亲由东工委派人护送出城。3月底,他在耀县召集东工委领导成员刘澜波、宋黎、苗勃然、高锦明等人开会,研究东北军东调后的工作及人事安排;然后到西安向周恩来作了汇报,经批准后正式形成了给中央书记处的书面报告:《东北军工作近况及新的布置》,以及附件《‘双十二’事变中东北军党的活动的教训》。4月底,他回到党中央新的驻地延安参加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并在会议期间写出《东北军工作经验总结》,由中央秘书处印成小册子。5月初,中央任命他担任河南省委书记。由于当时的河南省委兼管皖北、苏鲁边、豫鄂边党的组织,这些地方又恰好是东北军东调的新驻地,所以他继续参与了对原东北军部队地下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不过,这已不属于原来意义的东北军工作了。 我对西安事变前前后后的历史了解很有限,研究更不够,很多重要的人和事都未能讲到。但我认为,仅以上五点事实就可以清楚地说明,西安事变虽然是张、杨商量决定的,却是在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逼蒋抗日”方针的贯彻,以及东北军工作的推动下发生的。我们党和中华民族一切深明大义的仁人志士,为着中国的自由、独立和富强,不屈不挠地奋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叶剑英元帅在1979年冬视察西安时,曾写下一首七绝,诗中说:“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 今天,参与过东北军、十七路军工作以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老一代人已经全部逝去了。这时纪念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80周年,对于党的东北军工作人员后代来说,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铭记当年领导党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铭记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王以哲烈士等爱国志士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的历史贡献,继承和弘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 文章来源:《中华魂》2017年3月刊 (作者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