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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军侵台事件之前淮军去留问题 笔者在《“权力外移”与晚清权力结构的演变(1855～1875)》一文中曾分析天津教案发生，导致李鸿章入主直隶和北洋，并成功将盛字营淮军带入畿辅，转向国防，从而实现了权力外移的关键一步。该文重点是表述权力外移的趋势，其中一些关键的步骤和权力外移过程尚未完整精确地表述。其实，在李鸿章入主直隶后，其随带精锐淮军万人成为拱卫京师的绝对主力，从而化解了去留难题，但这毕竟是应急性临时安排。李鸿章以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建立起新的海防机制，但国家海防战略则是日军侵台事件之后才确立。淮军也尚未有正式名分和明确目标。这从盛军在天津忙于从事建筑天津新城，甚至参与水利工程建设，可以看出其定位和职能尚不明确，甚至以参与工程建设来体现其平时存在价值。 其实，李鸿章自西北平叛前线抽身而出，挥师东进，只是暂时解决了自身的政治出路和部分淮军的出路，铭军等淮军精锐力量仍然面临去留问题。同治十年(1871)十一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在复扬州粮台一位官员的信中介绍淮军西征各军，“分拨曹军门步队十七营，马队三营，加以徐邦道楚军马队两营，共计二十二营”。其余十八营，两营调天津，“其回扎徐州者尚有马步十六营”。由于山东和四川协饷均不能到位，曾国藩拟将徐州一军“酌量裁遣”。李翰章也欲“商裁武毅(军)马队若干”。“如能裁军就饷，局面亦渐收渐紧，或可勉力搘柱耳。”⑦也就是说在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之后，除去其带到天津的盛军，西征的大队淮军精锐，一部分继续随征，一部分撤回驻扎在徐州，还有部分驻防在两江和湖北等地。其中驻扎徐州的马步十六营，因退出西征，又没有转向应对西方的国防体系，面临裁撤压力。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初四日曾国藩去世。失去曾国藩这位政治盟友，李鸿章独自面对的压力更大。⑧在回复闽浙总督何璟信中提到，“铭军调回徐州，原请由师相酌量撤留，唐提督甫经到防，尚未议及，将来应否酌撤几营、暂留几营，俟秋后察商妥办”。⑨尽管一时搁置，但裁减似乎已是大势所趋。 留在西北参与西征的铭军情况也不妙。先是铭军统帅刘铭传决意辞职归隐。刘急于求去，将西征铭军委托曹克忠(字荩臣)，为此遭到弹劾。李鸿章担心“荩臣于淮军将领既未融洽，后路粮运亦无把握”。⑩同治十一年六月，留陕铭军两百余人“哗溃”，统帅不力，令李鸿章很是忧虑。(11)铭军哗变事件发生后，曹克忠去职，李鸿章力邀刘盛藻统领在陕铭军。李鸿章试图说服刘盛藻，“迨溃衅事起，中外远近皆曰此淮军也，此铭营也”，“惟旧部铭军散落各处，将何以维持末路而保全盛名，此非独鄙人一身一家之事”，要刘盛藻出面，按朝廷撤回安置命令“次第妥筹撤留”(12)，大有收拾残局之势。 其实，李鸿章对铭军留在西北跟随左宗棠平叛一直有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西北乱局未了，铭军就有存在价值，可以继续保留。但另一方面，李鸿章也不愿意将淮军精锐滞留在平叛战争之中消耗。尤其是李鸿章再次回到沿海地区主政之后，更是如此。所以，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担心西路情况恶化，易帅无人，难有了局。(13)对曹克忠试图截留赴徐州淮军也表示不满，直陈“曹荩臣贪得多兵，请截留赴徐各营，殊属冒昧”。(14)对曹克忠要求增加军饷，李鸿章回以按定制无法筹措。同时，也暗中运动，试图让铭军留在陕西，不随左宗棠赴甘肃。“闻调莆中丞在京时曾为当轴言之，亦以暂行留陕协防为是”，“赴甘则主客似难相合，兵单饷薄，亦属无济于事”。(15)但另一方面也考虑一旦叛乱平复，铭军就面临去留问题。在给陕西巡抚邵亨豫信中，李鸿章表示：“肃州早迟必克，甘省必报肃清，其实仍未肃未清。届时铭军去留，已属子务(刘盛藻)禀请酌示，弟毫无成见。”(16)同治十二年(1873)十二月十六日，李鸿章得“滇、陇先后报捷”，一方面庆幸“腹地幸已肃清”，但另一方面担心，“惟已遣弁勇，未撤营头，无一善后安插之方，人心难平，隐患极巨，不待水旱灾厉而时虞其窃发，若有事变，能毋岌岌”。(17)到1874年初，“晋省现议酌撤水陆营勇”，给资费遣送回籍。(18)李鸿章请求陕西巡抚邵亨豫，“铭军目前须暂留镇，俟出关诸军脚步稍稳，后路裁遣稍有就绪，再行调撤，未为不可。惟议者总谓腹地肃清，正当裁勇节饷，鄙人独负重累”。(19)裁撤铭军似乎已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除三大枝淮军外，在两江等地也有零散淮军驻防。(20)这些地方淮军也面临裁撤压力。如驻扎南京、扬州的淮军凤营就面临裁撤。1873年，李鸿章与江苏巡抚张树声商议，“凤营驻扎宁、扬，另给欠饷一月，借资津贴，自不致另生枝节。袁九皋一营暂缓移撤，该营教练能否酌换华人，或分别遣留，自应俟凤营遣撤事竣，察酌妥办”(21)；对随后“凤凰山三营改调整顿”，称赞“极合机宜”(22)；而长江驻防各营则主张维持现状，“长江各营饷项，本系奏定之额，今日局面，断难再加。惟有就现有之饷，现在之兵，认真整顿”。(23) 营勇变成“防军”，各省有事则需设防，无事则撤防，减轻财政负担。可见用于国内治安和平叛的营勇无法稳定，其根本原因还是绿营和新兴的淮军勇营两大系统之间无法兼容。绿营无战斗力，但属于王朝正规编制的经制兵，具有合法性。勇营具有战斗力，但属于临时募集的体制外非正规部队。要解决这一战时形成的军事双轨制，一种办法就是彻底改造绿营兵制，如直隶练军，按勇营建制来改造绿营，但成效不显，没有能推广。或者以勇营取代绿营，中枢又不放心。另一种办法就是云贵总督岑毓英提出的“撤勇为兵”或“改勇为兵”。(24) 对云贵总督岑毓英的撤勇为兵之议，李鸿章并不认同。他认为，“滇中兵额久悬，又系土著之勇，与他省情形迥异，且兵额无几，其能安插如许之勇耶”。(25)即云南可以采取撤勇为兵，但无法大量安插，其他地方兵额更是有限。而即使能够安插，实际上是将勇营变成绿营，恢复旧制，这是李鸿章坚决反对的。同治十三年(1874)正月给李宗羲的信中，李鸿章赞扬李宗羲的奏折“详陈改勇为兵及骤议遣撤窒碍难行情形，简练名贵，足破群疑”。李鸿章关注的首先是保存淮军，“枢部诸公未历艰危险阻之状，顿忘远虑隐患之萌，欲速见小，空谈无补。外间若再随声附和，溃决即在目前矣。”“防勇较多省份，似以陕甘、云贵为最，其次则江、直略等。铭军在乾州者，邵汴翁谆恳留镇一年再行商办。唐军在徐，似是闲着”，但江淮伏莽游匪遍地，不能不防。“无已或如遵旨，徐议裁减一二成可乎。”“畿辅重地，则尚不敢轻减。”“总之，大乱以后仍欲守天下以兵，直同盲瞽。试问咸丰以后，除东三省马队外，果有一处可用之兵乎?”在李鸿章心目中，淮军还是不可或缺的支柱。但“不变兵制，窃谓继今以往营武竞无用处。今举朝无不以复旧制为言，于兵事亦仍旧章，是促之危亡耳。”即不改兵制，无法改勇为兵。不用勇营，王朝安危则没有保障，“现计各省岁入不下五千万，而府库虚耗若此，防剿各军约费二千万内外，然不有防军则断不得平靖，此五千万亦无出处”。但李鸿章也意识到，西北用兵耗费巨大，“而防饷既不能损，征饷又必须增，已为两穷之道”。(26)兵制改革难以启动，而淮军经费困难是促其裁撤的主要原因，“惟敝部供支久形竭蹶，欲俟子务过津面商将来减撤之计”。(27)可见，裁撤淮军是李鸿章无可奈何的选择。 淮军经费虽然在战时奏定由关税、厘金和各省协饷供给，但一旦局势缓和，经费拨付就没有保障，需要李鸿章个人请求各方关照。而当时主要投入是西征经费，淮军如果不能加入，经费来源自然紧张。我们看到李鸿章给朋僚信函中经常讨论淮军军饷问题。给苏松太道信中要求，“淮军海关额饷，务望查照向章，提前拨解”。(28)他告知江苏巡抚张树声，“松沪厘捐为淮军养命之原，本年连闰，必须解足十二关，始可稍资匀拨，务望谆饬芝田(刘瑞芬)照章筹解，勿任稍有短缺为幸”。(29)对四川他表示，“淮军协款迭蒙筹拨，并允于冬初再为续解，感泐莫名”。(30)但户部对淮军军饷报销的刁难，给李鸿章造成很大压力。 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五日，李鸿章在给李翰章信中抱怨淮军军饷“九、十两年报销，农部将柴草油烛二十九万全行驳去(尚未出奏)，吹毛索瘢，昨方缄商宋雪帆从中挽回，未知何如。多一营真多一累矣。”“部友见敝军销至五百余万，不免眼热，并未查从前何以准销，岂能前后矛盾。”(31)此后淮军同治九、十两年的军饷报销一直没有解决。主要是柴草两项报销，为户部驳回，理由是“各路俱无此项报销”。李鸿章申述的理由是“淮军初案，部议本有各路军营不得援以为例之说”，也就是作为特案处理。而直隶练军此项经费已核准六七次，且直隶练军议有正式章程明文规定，李鸿章“骤闻其事，不觉寒心”。同治十三年正月，李鸿章给户部侍郎宋晋信中希望其居间调停，不希望诉诸笔墨官司。(32)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三日给李翰章信中再次提及：“淮军九、十年柴薪油烛等项，据琴轩函告，鹤翁与司官力持其说，雪翁恐难转圜，亦尚未接复文。如驳语松活，似应顶奏。近日朝政皆授权于各部，而堂又授权于司，文而授权于书吏，琐碎把持，将何底止。汴生谆恳暂留一年，铭军难遽议撤，已属子务假满时过津一商，徐筹裁汰。唐军在徐，亦可酌裁若干。唐定奎尚欲挟此立功，无意裁撤。各台局守文奉法，四处分散，亦无为预筹大局者。”(33)裁留两难情况下，李鸿章只能希望维持现状。给陕西巡抚邵亨豫写信告知对方，恭亲王问及铭军留撤事宜，两湖总督李翰章和两江总督李宗羲均写信给李鸿章，提及协饷困难，要陕西负担军饷。李鸿章建议铭军暂且不补充缺员，以节省军饷。(34) 面对裁撤勇营呼声和军饷筹集困难，李鸿章虽然极力想保住淮军这笔最大的政治资本，但已经无能为力，难免心有怨言。同治十一年正月初五给兄长李翰章的信中感慨：“文正师晚年自处之道，我辈正可为法。惟旧部淮军，分布各省，难遽遣撤，左右又无人可代料理，且恐遣撤不妥，每一念及，如芒在背。若能撤尽还朝，或居官回里，亦身心俱泰耳。”(35)这既是心里话，也透露出进退两难的焦虑。《复何子永中翰》信中一方面表示感谢，“敝军苏沪额款，幸勿因此缺误，感赖曷任”；另一方面强调，“现留防各省之营，似有倚为安危之象，难遽遣撤”。他还抱怨道：“直境各军造城筑堤修炮台，时借发欠饷以资工料。国本所系，穷家难当，不得不尔也。仲春昼接，尚荷圣明垂询防军几许；枢廷诸老，从未议及，亦不识留防何用，饷源何在，但知东南非与鸿章素习者不足任倚。而鄙人既膺巨艰，亦不敢过避嫌疑，独高清静。”(36)“而寥寥防军，局外方议裁撤，局中亦苦供亿。”(37) 除淮军军饷供给没有保障，面临裁撤压力外，李鸿章从带领淮军“平叛”第一线调任直隶总督，使其对淮军的控制在体制上也存在困难，只能私下掌控。如铭军统帅曹克忠更换问题，李鸿章就表示曹克忠去职，何人替代“无从预商”，“且该军归江南调遣，亦非弟所能专主也”，“弟非廷旨饬商，未敢越俎”。(38)这一说法透露出淮军归属和指挥因体制不顺非常微妙。尽管李鸿章视淮军为自己的嫡系部队，但在他离开“平叛”一线后，从体制上讲不能指派继任者。淮军面临裁撤也是因为体制不顺，不具合法性。理顺体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这在当时尚看不到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