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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危机利用：晚清权力外移和体制转变的特殊机制 针对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以清廷为枢纽，以总理衙门和钦差大臣沈葆桢为核心，波及沿海督抚和军政系统，形成了一个应对危机的体制。奏折和上谕等正式公文及其流转反映了危机应对和解决的过程。(111) 外交渠道主要由总理衙门主持。在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发生第二次政争后，特意请出生病请假的文祥主持这一事件应对。从官方正式文件中可以看到，总理衙门与日方反复交涉，重点就是日方占地的要求与撤军的条件。最终，在赫德和英国公使的协助下，清廷答应给日军50万两抚恤金和劳务费，日方答应撤军，危机得到化解。 常规体制下的危机应对是皇帝和军机处、总理衙门、福建和沿海督抚及下属官员和军队组织系统的动员和布置。但常规体制之外，还有应急机制，即派遣钦差大臣。通过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清廷建立起以钦差大臣为中心的应急机制，以承担主要责任。 常规体制性应对首先是按属地原则，即事件发生地官员具有守土之责，应当承担主要责任。因而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和福州将军是直接当事人。而海警的特点是一处有警，处处设防，因而，沿海督抚也是事件应对相关方。这一常规应对很大程度上是官僚体制的例行公事。如各地包括福建的布防都是临时敷衍，表面文章。因而，钦差大臣沈葆桢才是危机应对的关键角色，应急机制才是主要应对机制。在交涉方面起主要作用的总理衙门，也是王朝旧体制之外建立的应对外部冲击的新机制。可见晚清面对外部冲击，旧的常规官僚体制已经失效，只能依赖应急应变机制来应对外部冲击带来的危机。这一危机应对体系中最关键的是皇帝和军机处主导的中枢，总理衙门和钦差大臣。总理衙门和钦差大臣分别负责交涉和防务，中枢虽然主要是采取总理衙门和钦差大臣的意见，在决策方面已经不具主导性，但可以起协调和整合作用。最终，清廷依靠这一危机应对机制化解了这场危机。 从《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收录的公文系统内容看，李鸿章在这次危机应对过程中单独只出现3次，一是报告日本侵台消息，二是针对沈葆桢调北洋洋枪队3000人，南洋洋枪队2000人的请求，李鸿章上奏提出异议，改派唐定奎军赴台；三是朝廷要李鸿章利用轮船招商局加快公文传递速度，李鸿章的回复。而在中枢要求沿海一体筹防之后，李鸿章甚至没有回应。如果按照危机应对和事件史来看，李鸿章似乎无足轻重，起码不是事件主角。但这只是事件应对的一面。李鸿章留下的大量信函告诉我们，在这一时期他异常活跃，其重点不在危机应对，而是危机利用。在这一时期，李鸿章密集联络协调的“朋僚”达20余人。按实现其意图来梳理，可以分成三条线索。一是围绕淮军重新安排，主要涉及接受淮军调遣的钦差大臣沈葆桢和闽浙总督，与驻徐州淮军和驻陕淮军调遣相关的两江总督、江苏巡抚、陕西巡抚、淮军将领等，促成淮军调遣的总理衙门，批准淮军调遣的皇帝。二是围绕对日交涉控制局面，居间协调总理衙门、沈葆桢、日方和其他西方驻华使节，调动或安抚沿海相关督抚大员。三是围绕推动自强建设，联络沿海督抚和相关官员，推动总理衙门，上书朝廷。按亲疏远近，可以区分为李翰章、沈葆桢、丁日昌为主的核心内圈，张树声等淮系政治势力为主的基本力量，两江总督李宗羲和四川总督吴棠等关系密切的政治盟友，作为奥援的总理衙门，作为政治工具利用的中枢和外人。可见，围绕李鸿章形成的一个新的权力运作网络体系，在这次危机利用过程中被充分动员和强化。这一体系主要是通过朋僚之间私人信函、给总理衙门的咨文以及上奏朝廷的奏折来维系运转。这实际上是官僚体制之外非正式的“公文”流转系统。李鸿章正是凭借这一系统来利用危机，实现自身目的。 将危机应对与危机利用相结合，可建构起比较完整的应对日本侵台事件的台前和幕后的历史画面。这一复合历史画面的呈现，从史料角度看分别来源于两类史料，一是《筹办夷务始末》，一是《李鸿章全集》；但还原到历史现场，实际上是两套公文流转系统和相应的两种权力运作系统，我们只需将其在历史现场还原，并看其相互关联。(112) 李鸿章之所以要利用危机，是因为淮军和其自身有转型的迫切需要；而他能利用危机，则有多重因素起作用。一方面是李鸿章手中握有淮军这一重要政治筹码，虽然一度陷入裁撤困境，但他也不愿轻易放手。淮军及淮系军政势力是当时政治权力关系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晚清前期政局。李鸿章自身身兼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位置，当然也是有利条件。李鸿章在上海和江苏巡抚任上积累了与洋人打交道的丰富经验，又有成功了结天津教案的经历，获得懂洋务的声望。他本人对处理中外交涉充满自信，积极有为，且确实具有超出当时一般官僚的政治敏锐性和国际视野，因而能够觉察到危机之中存在的机会并把握机会。在海防大讨论期间，李鸿章给其兄李翰章的信中，其自信和抱负展露无遗，直言李翰章“虽居上游，遇此大议论不免随众涂抹”。对总理衙门诸当事，除文祥外，他也颇为轻视，“闻恭邸模棱缄默，畏祸实甚宝、沈”。他自诩“海防自强复疏，文相又专函催嘱畅所欲言。若弟不畅所欲言，各督抚未必尽知，未必敢说。连日百忙中采择各营局洞悉军情洋法者议论，又历年来所阅历蕴蓄，逐条详答推阐出许多新意。”他虽然抱怨自己身边“无办事之人，并无能动笔之人，而中朝见推过甚，款夷、防夷皆欲付托，藐躬只速其颠覆耳”，但颇为得意地透露，“统帅一节，内中注意鄙人，而以幼丹(沈葆桢)佐之，故不得不切实直陈，免至贻误”。(113) 当然，利用日军侵台事件产生的危机，并不只是李鸿章个人行为，而是当时包括其在内的洋务机构和大臣的共同意愿和行动。(114)这其中总理衙门的奕劻、文祥、周家楣，应对日本侵台事件的钦差大臣沈葆桢，积极主张海防建设的丁日昌，均发挥了重要作用。(115)参与海防建设大讨论的沿海督抚，也都积极支持海防建设，也是最终利用危机促成海防建设机制形成的重要力量。只不过在这一危机利用过程中，李鸿章有自身安置淮军的特殊诉求，而洋务官僚的目标主要是促成海防机制形成，两者是相互吻合的。这也是能够利用危机的重要条件。 本文所谓危机利用是在晚清特殊背景下发生的。危机是在中外之间发生，危机利用是在内部政治和权力系统中进行，王朝内部权力系统中下放的权力转向应对外部冲击的海防体制，权力下移寓于权力外移之中，形成权力下移和权力外移结合的特殊现象，需要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结合来观察。日军侵台事件如果结合内部视角重新审视，我们会发现这一事件存在于双重语境之中。一方面是中外关系语境下的中外冲突事件，另一方面这一时段中国内部正经历从太平天国战争引发的战时体制向平时体制的过渡。围绕李鸿章的大量史料让我们能够将这一中外冲突事件置于内部权力结构和体制变化语境，以李鸿章和淮系政治势力为视点，看李鸿章和总理衙门等如何化危为机，形成新的权力结构、海防格局和以李鸿章为中心的洋务自强新政体制。 事件应对和危机利用构成的复合结构是晚清历史叙事和研究需要特别注意的历史构造。费正清等学者总结出“冲击与回应”，如果只是强调西方冲击、中国回应，则很容易陷入西方中心观的误区。其实面对西方冲击，中国一方并非只是被动、直接回应。中国内部还有不同的历史主体，有各自的诉求。因而，外部冲击造成的结果是复杂的，有可能不是直接回应，而是利用，即利用外部冲击来实现自身目标和诉求。本文揭示的事件背后的危机利用就是这一历史复杂构造的表现之一。冲击与回应是外部视角，还需要与危机利用的内部视角结合。就本文而言，危机应对是以王朝为中心的视点，危机利用则是以李鸿章为中心的视点，二者结合构成比较完整的历史画面。 危机和危机利用在晚清并非个别现象。危机利用与权力外移是晚清权力关系变动和体制变化重要路径。1870年天津教案、1874年日本侵台和1875年马嘉理事件这三个连续发生的中外冲突和危机，在晚清“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只能算第二层级冲突事件，但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出现中外和局，危机一度似乎消除。这种情况下，天津教案、日本侵台和马嘉理事件连续发生，尽管只是低烈度冲突，但还是表明中外关系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保持和局。这也是李鸿章能够利用危机的外部环境。借助这三次危机，李鸿章从内部平叛一线入主北洋，将淮军带人海防体系，建立起以其本人为主的海防体制，并将外交主导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集国防外交大权于一身，从而完成了晚清前期最重要的权势转移和体制建构。(1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