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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调各方与因势利导 李鸿章重新布局淮军目的得以实现，靠的是利用危机。所谓利用危机，实际上需要掌控局面，否则一旦失控，也可能弄巧成拙，酿成祸端。因而，在实现淮军入台和东移之后，李鸿章协调各方，试图确保实现自己的意图。这一系列举措并非事先设定计划，而是在利用危机的过程中步步跟进，且与沈葆桢武装卫台和清廷避免开战的意图一致，有操控的空间。纵观李鸿章的表现，其努力大致在于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保证赴台淮军的安全。 六月十六日，李鸿章在给福建巡抚王凯泰的信函中告诫：“若我军齐集，遽与接仗，即操胜算，必扰各口，恐是兵连祸结之象。弟曾密致幼帅，只自扎营操练，壮我声势，而不遽动手。”(73)六月二十日，淮军开始调动赴台。为防止意外交火，使仓促赴台的淮军受损，李鸿章于六月二十日写信告知沈葆桢已经开始调兵，强调日本“意欲久踞”，“即我战备齐集，似未便先与开仗，致启衅端”。(74)七月初六日，他又复函沈葆桢，称唐军六月二十日自徐州开拔，预计分四批装运台湾，要到八月中旬才能齐集台湾，再次强调“倭兵自是久驻之局，我但扎堵境内，不遽开仗挑衅，以待水陆战备大局，则亦是持久之局。望公坚守定见，忍辱负重，勿稍愤急，事机或可徐转，至为企祝。”(75) 针对日军侵台事件，李鸿章提出的策略是“示以兵威”，即派兵示威，迫使日军退出台湾，避免发生直接冲突，使危局失控。因而，在淮军调动开始后，李鸿章一方面要沈葆桢等避免开战，另一方面加紧外交交涉，做出让步，平息事端。这一意图与总理衙门避免开战的一贯主张也相吻合。当时，交火的主要风险在台防前线。沈葆桢在给船政大臣林寿图函中就指出，淮军进驻凤山后，“人人有摩拳擦掌，不可遏抑之势。唐军门亦到郡，沈毅勇鸷，见乎眉宇，未必肯以不战归。”(76)可见赴台淮军斗志昂扬，有参战意愿。基于有军事实力作为后盾，沈葆桢坚持对日交涉“权必操诸我，若只图目前了事，台湾作俑，云南等处援以为例，抱薪救火，拒虎得狼，何尝不祸在眉睫耶”。(77)在致李鸿章的函中，沈葆桢指出：“大久保之来，其中情窘急迫可想，然必故为狡宕，不肯遽就范围。鄙意坚与相持，不追其既往，便是收束，欲速了结之意，当在彼不在我。若以逸待劳而尚求速了，则一了百了，不待既事而知之矣。”(78)作为处理日本侵台危机的直接责任人，沈葆桢并不愿妥协了事。相持之下，就有发生冲突的危险。于是，李鸿章试图快速了结危机。 七月十六日，李鸿章致函总署，建议考虑允许通商，但日本意在“占地、贴费二端，落到通商未必所愿”。他试图说服总署，以抚恤名义给日军军费补偿，以换取日本撤兵：“平心而论，琉球难民之案已阅三年，闽省并未认真查办，无论如何辩驳，中国亦小有不是。万不得已，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饩牵若干。”他认为，这一办法“内不失圣朝包荒之度，外以示羁縻勿绝之心，未审是否可行。鸿章亦知此论为清议所不许，而环顾时局，海防非急切所能周备，事机无时日可以宕缓，窃恐非琅峤通商所能议结者，敢预下一转语，以备裁择。”(79)同时，李鸿章私下与驻华外国公使接触，请求介入斡旋。八月二十日，他建议总署让各国公评，并附上与法国公使会谈情况。(80)同时，他与美国新任驻华公使会商，促成危机解决。(81)最终，经调解达成以兵费补偿换取日本撤兵的结果。李鸿章不顾个人清誉，主动促成以妥协退让了结台事，不能不说与淮军赴台有关。 第二，防止淮军分散驻防两江，同时保障东移淮军军费来源。 在确定淮军援台方案后，在给沈葆桢信中，李鸿章称，两江总督李宗羲因日军将攻金陵的谣传而“惶遽无措，谆请子务全军南下，镇扼江海饷源重地，未便坚阻。即尊处与津防续调，恐不能应手也，为之三叹。”李鸿章对此不以为然，但对于守土有责的地方大员来说，更多考虑的是自身安危，倒也情有可原。 江苏巡抚张树声奏报设防情形，认为海岸防不胜防，只能守海口。唐定奎军调走后，从陕西回调的武毅铭军，准备派赴江阴、上海等处。(82)李宗羲奏复，江防、海防合计需五六万人，现有兵力不够，准备添募勇营十六营，并拟将自陕西东调武毅铭军十余营派驻吴淞、宝山等处。(83)福建陆路提督罗大春奏陈海防之策，主要针对日本，提出台湾编练三万勇营设防的建议。(84)沿海各地设防，一方面是将淮军变成地方性防军，另一方面是自力更生，招募新军。李鸿章对此设法安抚，否决淮军分散布防江苏的建议，同时劝阻各地招募勇营。 李鸿章给朝廷奏折中提出，“各口海防炮台必须坚筑，兵勇不必多添，各省饷力不济也”。(85)在七月初六日给张树声的信函中，李鸿章针对日军练兵六万、一旦台事决裂先攻打南京的传言，指出“凡为此说，信此说，或将信将疑者，皆无病而呻吟，无风而自惊耳”。他批评张树声道：“不料吾弟兵事起家，亦随众为颠簸也。”张树声试图将铭军步队十七营调入江苏布防，李鸿章推辞军队过江极为累赘，苏、常人口稠密，大军入境容易造成惊慌。但他真正关心的还是“将来无事，是否常驻”，全军进入江苏，“岂非置之无用之地”?分调部分，则余下军队何人接统?“军事须细针密缕，非可一味慌张操切也”。张树声担心铭军驻济宁，南北相距千里，有事鞭长莫及，李鸿章对此解释道，“洋务与内地军事悬殊”，日军即使开战，也是在台湾，“南北海口虽有谣言虚惊，料其必无战事，何至千里调兵，援应不及”。李鸿章坚持铭军主力驻济宁，原张树声属下淮军吴宏洛五营到徐州后听候张树声调遣。他严词告诫：“如不得已而募勇，乞勿扣淮饷，扣短则必力争，请先歃血为誓。”(86)其反对两江募勇、确保淮军饷源的意图溢于言表。 七月初十日，李鸿章复函安慰李宗羲，坚持定见，劝阻募勇。李鸿章向他介绍与日本交涉情况，言之凿凿地表示“鄙人敢保上海无事”。他说，“闻南中谣惑纷纷，尚赖我公与振轩从容镇静，以定众志”；铭军步队十二营，“无论援助何处，尚可自当一路，若再分拆，两无裨益”，坚持铭军集中布置，保持机动。(87)八月初七日，针对张树声购守口铁炮船的想法，他认为，如果少募新勇数营，即可添置；但已募之营，难遽议裁，还是反对募勇。同时，他还意味深长地教训张树声：“敝部在江境已及万人，即在他处者，亦非鸿章自为身家计。天下之财本供天下之用，必云某军食某饷，专顾某省，则左相诸军久应饿毙矣，请公与雨帅深长思之。”(88) 李鸿章试图利用危机重新布置淮军，但淮军东移进入海防一线，只是初步解决了淮军存废问题。因为，对李鸿章和淮军而言，毕竟是体制外异军突起的政治军事力量，属于战时非正式制度形态，要在平时存续，除非进行体制变革。这就不是李鸿章个人所能掌控的问题了。但是，日军侵台事件对王朝构成冲击，办理洋务的总理衙门和李鸿章等利用这次危机，推动了一次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最终确立了海防基本国策和制度体系。李鸿章在这一过程中非常积极，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日军侵台消息得到确认后，中枢一方面派沈葆桢前往应对，另一方面要沿海加强戒备。李鸿章在给总理衙门的函中指出，“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总理衙门复信称赞李鸿章的建议“为台事定盘针，实亦洋务大局定盘针”。(89)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负责外交和自强建设的总理衙门乘机进言，与日交涉无果，沿海各省口岸甚多，“不乘此时振刷精神，为有备无患之计，则积弱之势，曷由奋兴。设一旦事变猝乘，又将何以御之”。总理衙门指出，承办各国事务“遇笔舌相争时，无一事不防决裂，实无一日敢忘战守”，请饬南北洋大臣、暨两广、两江、闽、浙、山东、奉天，各督抚将军，统筹全局，就沿海各省如何设防，“应如何联为一气”，会商妥筹，请旨办理。上谕令沿海各将军督抚奏覆。(90)这是总理衙门第一次试图推动沿海督抚讨论海防建设。但当时日军侵台还只是福建一地防务问题，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应对危机。所以这次提议未能促成沿海督抚的海防大讨论。 随着局势变得紧张，中枢传谕因病请假的文祥随时前往总理衙门会商，共济时艰。文祥也趁机表示“因时势危急，不敢缄默”，提出变革建言，称“自庚申岁随同恭亲王，办理中外交涉事件，不过笔舌辩论，究无实在把握。只以财赋不充，兵力不足，不得不敷衍目前”，而这一情况已经“屡经详陈，久邀圣明洞鉴矣”，“现在日本藉端启衅，欲肆侵吞，已有不能不敷衍之势。且彼与中国最近，倘使其得志台湾，将来之患愈不堪问。上天示警，星变昭然，尤为可惧。若再不介意，一旦大敌当前，将何所恃。为今之计，惟有亟图自强，以御外侮。”“并请饬下户部，宽筹饷需，停不急之费用，谋至急之海防，俾各海疆督抚备御有资，不致因饷项支绌，再滋贻误。不然，外患已深，虽在事诸臣，多方支持，亦难以空言弭患。”(91)也就是说，主导自强的总理衙门也试图利用危机来推动改革。这与李鸿章重新布置淮军的意图不谋而合。李鸿章也对此立即给予回应。 八月二十一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称中日即使不致决裂，“以后海防需极力讲求，商购西洋火器”，建议购置后门枪、后门小钢炮、铁甲船和水炮台，强调“此强兵之要务，立国之根基，仍望大力主持，次第筹办”。李鸿章还进一步申述：“目下西洋各邦火器争强竞胜，工力悉敌，已成战国时势。蕞尔日本略效西人皮毛，亦敢睥睨上国，实逼处此，所恃多几件后门枪炮，两个小铁甲船耳。中国非竟力不能致，但大家因循漠视，疆吏武臣虚心讲求者尤少，久必无以自存，可为危悚。”(91)九月九日，他再次致函总理衙门，告知已托赫德采购蚊子船(即水炮台)。 在七月十六日致沈葆桢的函中，李鸿章感叹：“江南尚能新募多营，敝处欲添置枪炮，不名一钱，遑论其他。奉天海口，一无防备，诚如尊论，是以中外无不冀事之速了，一了则百了，更不计及于此后如何整备也。”(93)七月二十九日，他在给挚友丁日昌的回信中已开始筹划未来的自强之策：“倭兵闯入台湾，瞬已四月，内外但可以笔舌相争，未便加遗一矢，致开边衅。虽奉廷谕，饬办海防，虚张声势，但欲逼令撤退，非真发愤自强，试问人才、饷力、治术，何者足以有为，惟冀和议成后，从新逐渐整顿，庶几门户可支。”他指出，日本“强而有志，尚不足畏；其穷而无赖，则可深忧。”他激励病休中的丁日昌出山，与自己和沈葆桢共担重任：“揆当局之亟起大才，殆将寄以盘错之任欤。文相力疾销假，断难久存。鄙人精力，近大衰减。海内谈洋务者，舍公其谁与归。幼丹素最倔强，见办台事，刚柔操纵，尚合机宜，究竟船政涉猎多年，深知利器远逊彼人。众中佼佼，亦当首屈一指矣。”(94)在给湘军名将彭玉麟的信中，李鸿章告知日本勒索偿款两百万两，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和希望：“无论倭退早迟，若不赶筹，发愤自强，后患何可思议。环顾当世人才、饷力，又恐振奋不起，焦虑曷任。”(95) 在日军侵台事件解决后，李鸿章遍告好友和相关官员，制造自强改革舆论。九月二十日，他致函四川总督和陕西巡抚，告知台事最终结果，日本得到抚恤金后答应撤兵，“边衅潜消，实为全局之幸，惟台郡善后各事极费经营，沿海各口尤不可一日无备，欲图自强，必须及时整顿，兵饷两绌，殊切杞忧耳”。(96)同日，他复函福建巡抚，指出台湾善后，责任重大，“沿海防务尤要逐渐认真整备，勿蹈因循苟安积习，庶遇事不至张皇失措也”。(97)同一天，他还复沈葆桢函，称“今仍以抚恤代兵费，未免稍损国体，渐长寇志”，或谓若启兵端，无论胜负，沿海沿江靡费要数千万，“以此区区收回番地，再留其有余陆续筹备海防，忍小忿而图远略，抑亦当事诸公之用心欤。往不可谏，来犹可追，愿我君臣上下，从此卧薪尝胆，力求自强之策，勿如总署前书所云，有事则急图补救，事过则仍事嬉娱耳。”(98) 九月二十六日，他复函总理衙门章京周家楣，谈及日本撤兵：“倭营退后，谅需派兵弁驻琅峤接办一切，将来抚番开山，设官添营，规画建置，要筹一劳永逸之方，庶可绝觊觎而杜效尤。至沿海地方，练兵制器，力求自强，尤以用人为主脑，枢府当更加意耳。”(99)九月二十八日，他致函总理衙门，叙述日使过天津交谈情形，再次强调“此后沿海地方练兵置器，益求精强，勿再因循，庶可坚外交而杜后患”。(100) 九月二十八日，他复函盛军营务处戴宗骞，告知“琅峤倭兵定于十一月十二日撤退”，“而沿海各口仍不可一日忘备。此后购练军械，建修炮台，添置铁甲，要在各省认真筹布。”(101)十月初二日，他复函江西九江关道，指出“倭事定议，兵衅暂消，而沿海各省诚不可一日忘备。况时局多虞，外患未已，若能及此闲暇稍修备御，善为固圉之谋，自是当官应尽职分。”(102)十月初六日，他复函两广总督，表示“边衅暂消，中外同福，惟沿海各省备御空虚，正宜及此闲暇，加意考究，力求精强，庶可稍御外侮耳”。(103) 在此后十多天给相关官员近十份信函中，李鸿章均表达了同样的呼吁，不无借机制造舆论之意。 与此同时，总理衙门在日本侵台事件解决后，提交了一份奏折，提请筹备海防建设，发起了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总理衙门首先检讨道，自庚申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当时姑事羁縻，在我可亟图振作，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臣等承办各国事务，于练兵、裕饷、习机器、制轮船等议，屡经奏陈筹办，而歧于意见，致多阻格者有之；绌于经费，未能扩充者有之；初基已立，而无以继起久持者有之。同心少，异议多，局中之委曲，局外未能周知；切要之经营，移时视为恒泛，以致敌警猝乘，仓皇无备。”总理衙门将自强建设没有实效原因归咎于因循守旧，进而总结此次日军侵台事件，指出：“现在日本之寻衅生番，其患之已见者也。以一小国之不驯，而备御已苦无策，西洋各国之观变而动，患之濒见而未见者也。倘一朝之猝发，而弭救更何所凭。”(104)总理衙门强烈敦请中枢召集朝中相关大臣和沿海沿江督抚，讨论自强和改革事宜，并提供了一个改革讨论提纲(105)；同时，奏请将丁日昌所拟《海洋水师章程六条》饬下南北洋通商大臣及沿海沿江将军督抚议奏。(106)在家就医的文祥也上了《台事虽结后患堪虞海防亟宜筹办折》，呼吁变法自强。(107)上谕将总理衙门奏折发李鸿章、沈葆桢、李翰章、张树声、王凯泰、李宗羲等15人“筹议”，由此展开一场关于海防建设的大讨论。(108) 李鸿章在“奏议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议海防折”中，高屋建瓴地指出世界大势变化，“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尔诈，措置更不易周”，“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实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接着，他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李鸿章的意图是让朝廷和疆吏认识到，天下大势之变已经不可逆转，与西人并存竞争将是常态；因而，海防建设不能再是一种应急反应，而需要建立常规的海防体制。关于“练兵”一条，李鸿章指出，曾国藩在同治十年筹备海防折中就提出沿海沿江10省“归并设防”，练兵12万，实际上是要取代绿营，但没有实施。李鸿章建议，“但就现有陆军，认真选汰，一律改为洋枪炮队”，其矛头直指绿营。他主张，新式陆军“于口岸附近之处，屯扎大枝劲旅，无事时专讲操练，有事时专备游击，不准分调”。这几乎是为布防沿海的淮军量身定做的规划。(109) 在海防大讨论的基础上，朝廷于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二十六日发布“著李鸿章沈葆桢分别督办南北洋海防谕”，最终做出重大决策。首先，朝廷上下认识到“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但对总理衙门倡导自强十余年未见成效提出批评，“若筑室筹谋，仅以空言了事，则因循废弛，何时见诸施行”?上谕强调，“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惟事属创始，必须通盘筹画，计出万全，方能有利无害。”考虑到南北洋地面过宽，界连数省，必须分段督办，以专责成，“著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派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所有分洋、分任练军，设局及招致海道华人诸议，通归该大臣等择要筹办。其如何巡历各海口，随宜布置，及提拨饷需，整顿诸税之处，均著悉心经理。如应需帮办大员，即由李鸿章、沈葆桢保奏，候旨简用。出使各国及通晓洋务人才，著李鸿章切实保奏。即有需用外国人之处，亦当权自我操，勿任彼族搀越。”(110)这就赋予了李鸿章和沈葆桢二人在国防、外交、财政、人事等方面广泛的权力。 至此，淮军面临的形势为之大变。原来要裁撤的是淮军，现在要改编的是绿营。在新的国防军事体制中，已经没有了绿营的位置。后来绿营裁撤虽然进展缓慢，但淮军留存几乎没有异议，且力量有所加强，这背后就是以新的海防军事体制建立为依托的。李鸿章及其统领的淮军实现了从临时性勇营到常规性国防军的转型，因而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战时体制下的内部平叛武装，成功转型为针对外敌的海防体制的组成部分。李鸿章则由此成为新的海防体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