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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抓住时机布局淮军 就在淮军留撤两难、李鸿章进退维谷之际，日本侵台这一事件突然发生，中日关系陷入危机。这给李鸿章提供了一个解决难题的机会。 同治十三年三月十二日，李鸿章接上海探信，告知总理衙门日本准备侵台的消息。(39)次日他建议总理衙门预做准备，但判断日本不一定会出兵。李鸿章刚刚主持签订与日本的条约，因而这一事件与其相关。(40)四月初二日李鸿章得到密谕，朝廷派沈葆桢带兵轮以巡阅之名预为布置。(41)李鸿章此时仍然认为日本不至于违约出兵。(42)但随后形势急转直下，四月十四日，总理衙门再次奏报，日本兵在台湾牡丹社登陆，同时致函李鹤年，严令台湾道“务须统筹全局，毋误事机”。总理衙门建议，沈葆桢系船政大臣，对外谈判和调兵遣将均不方便，“可否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福建省镇道各官，均归节制，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上谕批准总理衙门建议，并责成江苏、广东调遣轮船支援，经费由原单位筹集；其余所需经费，命文煜和李鹤年负责筹拨，调兵也要李鹤年及时派遣；同时谕令福建布政使潘蔚赴台帮同沈葆桢处理相关事宜。(43)也就是说，处理日军侵台危机主要负责人是沈葆桢，闽浙总督和福建巡抚也是相关责任人，李鸿章与此事无直接关系，但作为北洋大臣有义务提供协助，因而有机会参与危机处理。三月二十九日的上谕中就指示，南北洋如探知日军活动情况，“著李鸿章、李宗羲随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覆办”，“原折均著抄给阅看”。(44)在沈葆桢制定应对危机方案，提出需要调集直隶、江苏、广东轮船协助防守时，清廷饬令其与李鸿章、李宗羲、江苏巡抚张树声、广州将军瑞麟、两广总督张兆栋等“咨商妥办”。(45) 沈葆桢受命抵达台湾时，台湾陆路防御极为空虚，战斗力异常低下，能够作战的只有驻台营兵中的1000人和从内地刚调来的1000兵勇。(46)沈葆桢对台防的困难与李鸿章有及时的沟通。在受命赴台途中，沈葆桢巡察了台湾的门户澎湖。在致李鸿章的函中，他谈了此行的观感：“初三到澎湖，周历履勘。台南数百里，飓风作时，舍此无可泊船，故为台、厦第一关键。而其地之瘠苦平衍，为生平所未见。故守之极难，徘徊久之，迄不知所下手处。炮台雉堞厚不数寸，并无一炮。照洋法修之，亦非一台所能兼顾。”(47)面对这一局面，沈葆桢最初的布防是立足本地，布置福建全省防御，从福建一万制兵中挑选精兵十二营，“做勇营之制”，通省留防勇营，只有五营，添募九营，不够再增加；并知会浙江巡抚一体设防。(48) 同治十三年四月十八日，李鸿章在给沈葆桢信中，指出福建洋枪队太少，不足以敌日本陆军，海军也毫无把握。他同意沈葆桢“人只知御戎之要在水，不知至要仍在陆”的说法，以及“谕以情理”、“示以兵威”的基本对策。(49)此时，他尚未提出出兵帮助，但沈葆桢来信可能提醒他，这是一个让淮军转型的机会。 沈葆桢抵达台湾后上奏，称福建陆勇寥寥，台湾仅两营，不足防御，筹划招募兵勇设防。(50)李鸿章得知情况后，立即抓住时机写信给沈葆桢，“窃念执事单骑赴台，若事机稍有龃龉，岂能徒手吓贼”，必须多调洋枪队。他指出，“海内习洋枪者，佥以敝部淮军最早而多，近年分防各省，固形散漫，而规制犹存，各营皆用英法兵枪、来福枪两种”，也购有后台枪，可以配发。他进一步提出，“台事如可片言却敌，自勿庸议，否则拟为筹调若干”，“查现驻徐州之记名提督唐定奎，朴干能战，所部有铭军武毅马步十六营，均系枪队，从刘省三历剿粤、捻，号称劲旅。雨亭(指两江总督李宗羲)同年虽倚为保障，似可移缓就急，酌调唐提督统带步队十三营，由徐移至瓜州，派轮船径驶该口，分批航海前去。其月饷由扬州粮台分局按关筹发，弟当饬该局照章解济。”“有此六七千人，或者稍壮声援。”他还表示，金陵和天津机器局可以提供军火。(51)但同日复闽浙总督信中，他只是提出预为筹防，未提借兵之事，意在试探沈葆桢口气，但带有很强烈的自荐意愿。 五月初二日，李鸿章的信刚发出，在尚未接到沈葆桢回复的情况下，五月初七日他就迫不及待地致函江苏巡抚、淮军出身的张树声，透露可能派唐定奎十三营赴台助阵，“想雨翁与执事必以为然也”。(52)五月初十日，他在给两江总督李宗羲的回信中解释了助兵台湾原因：沈葆桢提出备战退敌，而福建缺少营勇和洋枪队，“绿营兵更不可用”，所以自己复信告知沈葆桢，如必需陆军，可檄文调唐定奎武毅步队十三营，由轮船装载赴台，“盖东南数省尚无此现成大枝枪队，又扎闲地，暂可挪移，将来万一商调，事关大局，幸饬速行”。他坦露出淮军出现转机的兴奋：“中外侥幸无事，以留营为赘疣，以绿营为可恃，一有警变，又惧防营之太少，器械之未储。弟久经患难，岂敢骤议裁撤，特怵于喧聒之众口耳。”针对李宗羲对长江防务的担心，李鸿章安慰道，“长江断不虞其旁窜”，闲时改作炮台即可。(53)李鸿章先行与两江督抚私下沟通，一方面其与张树声和李宗羲关系密切，可以私下商议；另一方面如果调兵，必须得到唐定奎军驻扎地两江的支持和配合。 五月十一日，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认为台湾兵事不可能“片言却敌”，需加强战备，逼退日军。他将复信沈葆桢调兵和提供军火的计划通报总署：“向来办理洋务，皆为和战两议举棋不定所误。鄙见则谓，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可速成而经久。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54)其意图是促成总理衙门提议备战，为下一步沈葆桢提出借师做铺垫。 五月十二日李鸿章复沈葆桢四月二十八日来函和奏折抄件，告知总署意见需谴责日军出兵，明辨事理，“无论其果否撤兵，尊论彼退而吾备益修则贴耳而去，彼退而吾备遂驰则又抵隙而来，远虑深谋，足破近人苟且因循之习”，并称已将此意函告总署，“属其无少掣肘”。此时沈葆桢尚未接到初二日李鸿章函，所以李鸿章再次解释和说服沈葆桢接受调遣淮军的建议，道出自己真实意图：“敝军本拟渐次裁撤，以节饷需，闻台湾消息乃中止。除津郡万余留卫畿辅，陕防万人相距较远，惟唐俊侯定奎驻防徐州闲地，尚算大枝枪队，虽不敢云惯战，尚可略助声势。倭退则此军似敷布置台防，否则续调刘子务廉访盛藻驻陕铭军枪炮队十九营以为后劲。刘、唐皆省三军门得力大将，转战南北，素称劲旅。或唐营不足，再由子务处分调数营以益之，以符一万之数，亦无不合。”他还告知其自己已经秘密致函李宗羲和张树声，“若奉檄商，即饬唐军速行”，并令盛宣怀料理轮船装运杂事，且详细告知兵员如何装运，枪炮弹药如何准备等计划。(55)于公于私，沈葆桢都有不得不接受之势。此时，李鸿章的盘算已不仅是解决闲居徐州的唐定奎部的出路，还扩大到将驻陕铭军东移。五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告知陕西巡抚，日军出兵台湾，如果商议不成，必调兵决战，“现驻徐州铭军十三营，拟令整备航海赴援。若李雨翁虑江境空虚，或需酌拨乾防数营赴徐填扎，以备缓急，俟局势稍定，再行奉闻”。(56) 这一系列动作都是李鸿章自己私下的计划，关键是要得到沈葆桢的支持。五月二十四日，李鸿章终于接到沈葆桢五月十一日信函，其中并未提及借兵之事。李鸿章回函再次鼓动：“狮子搏象，要用全力，万一决裂，必须备集而后动，谋定而后战。”对沈葆桢要求提供的军火，他答应提供，并提醒其据相关情报日本可能续调兵力，肯定不甘心自行撤兵。他指出，添调兵勇，即使只在本境驻扎操练，“其气已吞敌人，而仍日与议和，以懈其志，彼断不可久持矣”。李鸿章也提及前次商调徐州铭军事，总理衙门没有明确表态，两江也“甚虑台事反复，海防空虚，如免调发亦佳，祈酌裁”。(57)在不明了沈葆桢态度的情况下，他也给自己预留台阶。但在五月二十六日给张树声的信中，李鸿章流露出失望之情，“幼帅(指沈葆桢——引者)不肯轻定战事，亦虑闽中兵力未足制之，此时沿海各省，惟有密修战备，以静待动，庶临事不致张皇”。(58) 实际上，沈葆桢在接受使命之初，就定下理喻、备战、开禁的基本原则，其中备战是关键。只是由于当时信息传递延误，沈葆桢没有及时收到李鸿章的信件。沈葆桢要备战，乞调援兵是唯一可靠途径，这一点与李鸿章不谋而合。六月初八日，福建将军文煜、闽浙总督李鹤年和沈葆桢合奏，日本不甘心退兵，且欲中国贴军费和通商，“此皆万不可开之端，且有不可胜穷之弊。非益严儆备，断难望转圜。”他们指出，台湾班兵和募勇均不堪用，“拟请于北洋大臣借拨久练洋枪队三千，于南洋大臣借拨久练洋枪队二千”，“乃有剿敌之军，以为各营表率”，所借洋枪队在倭兵退后归防。北洋洋枪队和借调北洋兵轮一起赴台。台湾原有勇营两营，准备增募六营。沈葆桢还奏拟购洋枪六千杆，铁甲船一只。上谕令李鸿章和李宗羲“务当迅速调派”，立即起程前往。(59) 六月初五日，李鸿章接到沈葆桢二十日来函，“请饬北洋调枪队三千，南洋二千”，知道沈葆桢“是尚未接敝处五月初间之函”，终于松了一口气，开始具体部署调兵事宜。(60)接到六月初八日上谕调兵命令后，李鸿章向朝廷上奏，否定沈葆桢抽调南北洋洋枪队的请求，提出将驻守徐州的唐定奎一军全部派赴台湾援助。同时，借上谕要求沿海各省备防之机，提出“窃念日本藉番拓地，悍不旋师，恐是中外构乱之始。无论苏浙江海各口防兵单薄，即北洋两千余里，口岸林立，亦多空虚。若另募新军，实在无此饷力。惟有添调久练劲旅，屯扎后路适中之地，以壮声援。”他请求朝廷，令陕西巡抚将驻防陕西的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星夜兼程拨赴山东济宁，及江南徐州一带，择要驻扼，以备南北海口策应。由臣会商李宗羲，相机调派。”(61) 虽然同样是调兵，沈葆桢的调兵请求目的只是加强台湾防务以应对危机，其依据是沿海一体筹防，南北洋负有支援台湾海防的责任。这也是朝廷的统一部署，所以其请求立即得到朝廷批准，并下达上谕要李鸿章和李宗羲执行。但纯粹的沿海协防，与李鸿章的计划仍大相径庭。所以，李鸿章在收到上谕调兵命令后，没有立即执行，而是按照自己的计划提出调动淮军的总体方案。这一计划本身也可以达到加强台湾防务的目的。显然，淮军指挥权掌握在李鸿章手中，因而，在李鸿章上奏后，上谕“著照所请”，谕令派唐军赴援台湾，同时令陕西巡抚速饬刘盛藻带兵赴山东济宁和徐州。(62) 六月二十日，沈葆桢尚未接到调兵上谕，先收到李鸿章信函。在奏报台湾设防及抚绥生番详情的奏折中，沈葆桢说“现时正四顾彷徨”，得李鸿章借调唐定奎一军函件，“如久旱得霖，大喜过望。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如数调拨。臣等一面飞派轮船迎之，兵力既厚，彼族诡谋，或有所慑而中阻。”在接到调兵上谕后，七月初五日，沈葆桢再奏报设防情形，“非得大枝劲旅，仍无以壮民气而戢戎心”，催促唐定奎一军迅速前来。(63)这一淮军援台方案显然也得到沈葆桢的大力支持。沈葆桢在给李鸿章的回函中分析了当时台湾的兵力部署情况，强调“我公允调之唐军门十三营，务恳极力主持，如数拨付，并恳嘱杏荪观察(指盛宣怀)回沪料量，以速军行。晚非敢贪冒战功，但非仗贵部声威万不能了局。”(64)沈葆桢甚至进一步要求将驻扎在陕甘一带的铭军自西而东向台湾移动，以备万一意外之虞。同时，为防止两江总督阻碍，还致函两江总督李宗羲感谢，“承许以徐州铭军十三营惠顾台地，全闽实受其福，非特赤嵌土女顶祝弗谖也”。(65)沈葆桢的意图当然是加强台湾军事防御，这与李鸿章重新布置淮军的意图具有一致性。可见，李鸿章的策略与当时解决危机的需求是吻合的，这也是他能够利用危机的前提。 在奏报调兵计划的同时，李鸿章函告两江总督李宗羲和江苏巡抚张树声，直隶一军和江南庆军均无法抽调，“自仍令唐军十三营全去为是”，并再次安排如何运兵赴台。他表示，考虑到李宗羲和张树声也有调陕西铭军驻防江苏的要求，又接到上谕要沿海督抚会商布置海防，“此更为题中应有之义”，“惟事机应论缓急，调度亦有先后”，先行调唐军赴台。李鸿章安慰两江督抚，各海口为通商地区，日本不敢侵犯，设防可以逐步进行；并告知陕西铭军东移后的部署：“子务所部，人数较多，转移笨滞，或奏调移扎济宁，为南北适中，粮运亦便，并可兼顾徐、宿。”(66) 六月初六日，李鸿章复函沈葆桢，告知还是调唐定奎军入台：“昨闻雨亭等方拟调赴江干设防，特再飞函，俟奉旨后仍檄唐军航海前去为妥。北路空虚，将调驻陕铭军填扎，为节节挪移之计。”(67)六月十三日，他再次函告沈葆桢，“弟奏派唐军赴台折本日奉旨准”，随之开始调兵行动。(68) 六月十三日，李鸿章致函陕西铭军统领刘盛藻，称“昨以南北海防后路空虚，疏请贵部拔队东来，以壮声援”，现已奉谕旨调刘部接替唐军。(69)同日，针对张树声希望铭军半数渡江，与庆军沿江布防，李鸿章答应再商，但不愿分散零星布防。(70)六月十五日，他复函李宗羲，告知铭军分扎济宁、徐州两处，相距很近，南北可以兼顾；沿江炮台可以庆军及星字等营择要分办，“江力固甚支绌，各库尚有存款，酌提购炮筑台经费，逐渐为之，当可周转，幸勿过于焦急。敝军有大征发，需饷接济，或增意外靡费，乞饬各局照章源源筹解，勿再抵扣他款，免致呼吁上渎天听为感。”(71)六月十八日，他再次函告李宗羲，唐定奎军十三营必须全赴台防，不能减少；赴台运费也要江苏承担。(72)此时淮军已经转向国防，地位大为提升，李鸿章也底气十足，理直气壮地提出索取军费的要求。 至此，李鸿章成功地利用台湾兵事危机，将处于困境中的淮军精锐从内部平叛和闲置状态转向抵御外部冲击的国防一线，与驻扎直隶的淮军重新整合进同一体系，形成南北相互策应的布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