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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因后来于1907年10月14日从新疆苦水驿写给其挚友帕西·斯塔福·阿伦(Percy Stafford Allen，1869-1933)的汇报信中，记录了他自己再生购买藏经洞文物念头的背景： 在我离开敦煌大约一个月之后，敦煌当地发生了一场暴动，知县的衙门在动乱期间遭到了抢劫，并被烧塌了。我是否已经告诉过你这个事件呢？最初，我曾考虑，在我起程进山脉考察之前，要将我的珍宝留存在敦煌知县的衙门里。但幸运的是，我最终还是决定将它们带到安西去，因为安西这个地方距离我的返程道路更近些…… 这场因积怨已久而爆发的起义，现在正在慢慢地被抑制下去。由于它纯粹是因为当地因素引发起来的，并没有显露出任何排外感情的迹象，于是我便毫不犹豫地再次鼓足勇气，要在千佛洞的窖藏里再捞一把。我们以前进行过搜寻的秘密，一直被保守得滴水不漏。我知道，这样会激发我那害羞的道士看护人，使他产生新的勇气。③ 在这种背景下，斯坦因返回安西之初，便将自己欲乘乱增购藏经洞文物的想法告诉了蒋孝琬。在蒋孝琬的建议下，斯坦因决定先给王圆箓写一封密信，再派一位可靠的“信使”将密信从安西送到敦煌莫高窟，面交王圆箓。信文的主要内容是建议王圆箓以双方满意的价钱，再向斯坦因出售一批藏经洞文物。至于以后应采取什么步骤，将视王圆箓复信中的表态而定。 斯坦因不懂汉文，他与中国人之间的文牍交流，完全依靠师爷蒋孝琬代笔。王圆箓不懂英文，他和斯坦因之间的交流，主要依靠蒋孝琬中转。因此，斯坦因写给王圆箓的密信，不可能是斯坦因亲书的英文信，而只能是由蒋孝琬以斯坦因名义代笔写成的一封中文信。斯坦因1907年10月1—9日致其好友弗里德里克·亨利·安德鲁斯(Frederick Henry Andrews，1866-1957)信中，谈及他给王圆箓写密信时透露“我是通过我那位优秀的中国秘书，提出那些新要求的”④，可说明这一点。 密信写好后，派何人充当信使，又成了一个问题。蒋孝琬此时无法离开安西去送信，考察队外国队员或新疆籍随从也不谙汉语，不适合当信使。所以，斯坦因只能从他近期临时雇用的当地汉人中挑选信使。斯坦因日记中，没有记录下他派信使去莫高窟给王圆箓送密信的事情。因此，我们既不知道该信使的姓名，也不知道该信使去莫高窟的时间。但根据斯坦因档案，他在安西逗留期间，雇用的专职“信使”(messenger)只有一名当地汉人，即“信使张宝(音译，Jan-pao，messenger)”⑤。我们可以推断，斯坦因派去给王圆箓送密信的人，就是受雇的“信使张宝(音译)”。 关于信使张宝(音译)出发送信的时间，我们可在斯坦因所记收支流水账簿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斯坦因1907年9月26日支出账目中提到：“雇马匹，为前往千佛洞的信使使用，共计10钱银子。”⑥据此可知，斯坦因从安西州城派遣信使张宝(音译)赴敦煌莫高窟给王圆箓送密信的时间，应在1907年9月26日。斯坦因派出信使张宝(音译)从安西骑马直奔敦煌莫高窟时，要求他索取王圆箓的回信。 信使张宝(音译)于1907年9月26日离开安西后，当日便到达莫高窟，次日带着王圆箓的回信返回安西。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记中记录说：“道士的回信到达。他愿意出售写本，提出的价钱是，每100捆子付300两银子。”⑦与前两次交易相比，王圆箓此次的要价显然要高许多。斯坦因接信后，虽嫌价钱太高，但因无法隔空讨价还价，只好暂时接受。斯坦因此时手头现银有限，已不可能过多地购买藏经洞文物。他和蒋孝琬商议的结果，决定按照王圆箓提出的价钱，再购买200捆子写本，需支付600两银子。斯坦因1907年9月28日日记中记录说：“关于写本事，与师爷商量办法。决定要获取200个捆子。”⑧ 关于斯坦因在安西以通信方式与王圆箓商量进一步购买藏经洞文物的事情，斯坦因在其第2次中亚考察游记《契丹沙漠废墟》中只是模糊地提到：“我曾给王道士写了一份书面建议书，希望能进一步得到‘挑选物’，并通过一个可靠的信使将该建议书送去。这份建议书得到的答复，是谨慎小心的。”[3]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也只是简单地汇报说：“我提出一项进一步购买的建议，通过一位可靠的信使送了过去，得到的回应令人充满希望。”⑨但关于这次以通信方式达成交易的细节，两书都没有披露更多的细节。 斯坦因决定增购200捆写本后，立即紧锣密鼓地为购运文物做安排。他首先派人召回由考察队驼夫哈桑·阿洪(Hassan Akhun)于1907年夏季带往南山牧放的骆驼队，定由哈桑·阿洪率领这支骆驼队前往莫高窟，执行运输新购藏经洞文物的任务。斯坦因1907年9月27日日记中记录说：“做好安排，召回骆驼队，用于运输。”⑩1907年9月28日，哈桑·阿洪带着骆驼队返回安西。斯坦因当日日记中记录：“哈桑·阿洪到来，带回的骆驼队处于膘肥体健的状态。”(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