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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输队返回安西的过程中，蒋孝琬一直住在敦煌县城。蒋孝琬在敦煌县城逗留期间，拜见了林太清，为斯坦因考察队测量员拉姆·辛格(Ram Singh)在敦煌境内的测绘工作安排向导。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中，追记了蒋孝琬在敦煌县城的观察结果： 次日(1907年10月2日)，他去了敦煌县城，见到了林大人，为拉姆·辛格的向导做好了安排。他看见王氏的衙门被劫掠一空，又被烧毁，已坍塌下来。在敦煌，神经紧张依然四处流行。我们的好协台(林太清)，在面对勇敢的暴乱者时，显然举止规范。至于在千佛洞的交易，似乎没有泄露半点消息。(25) 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说：“我曾派遣蒋师爷去王道士那里，执行一项秘密使命。蒋师爷在夜幕的掩护下，随身带回了背负沉重的4头骆驼，驮的都是出自‘藏宝窟’的更多的写本……至于他是如何设法打动了胆小怕事的道士，又如何说服道士为了非常便宜的酬金而在夜里又拿出来200多捆汉文典籍，那真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故事。”[3]339这段话应属于误记。实际上，蒋孝琬并没有“在夜幕的掩护下，随身带回了背负沉重的4头骆驼”，而是随后单独返回安西。 在运输队返回的次日，蒋孝琬于1907年10月5日下午骑驴返回安西。斯坦因在当日日记中记录说：“今天下午3时，师爷轻快地骑着驴小跑回来。他因为成功地完成了他的使命，而感到充满了欢乐。”(26) 斯坦因意外新获约230捆写本后，为了能尽快离开甘肃，不打算在安西对它们进行分类和整理。他只是粗略地将新获文物打包装箱，将原来7麻袋写本分散装入8个箱子中，形成4对骆驼驮子。为了节省时间，掩人耳目，斯坦因在安西没有定制更多的包装箱子，而是对原有的箱子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将装银两、行李等物的箱子腾出来，用于装新获写本。斯坦因1907年10月7日日记记录说：“上午，忙着为新获取的写本打包装箱。将银子重新分配到各个箱子等里面。”(27)但在打包装箱之前，斯坦因先用纸张和棉布将写本捆子重新包裹了一遍，再装入麻袋和箱子中，以起到伪装的作用。斯坦因离开安西前，结清了前几天为包装新获230捆写本而购买棉布、纸张等费用(28)。 1907年10月8日早晨，斯坦因与蒋孝琬等人算清了前几天的账目，并给蒋孝琬支付了去敦煌的差旅费。斯坦因1907年10月8日支出账目列项：“师爷去敦煌的旅行费用，共计25钱银子。”(29)当日上午11时30分，斯坦因一行离开了安西。据斯坦因《契丹沙漠废墟》中说：“我为我的考古学辎重行李又增添了这批追加物之后，才高高兴兴地于10月8日离开了安西，这是个令人感到沉闷的亚洲十字路口。”[3]339实际上，斯坦因想尽快离开安西的原因，是他再获藏经洞文物后担心，若继续逗留甘肃省境内会夜长梦多，于是决定尽快转移进新疆省境。 斯坦因于1907年10月9日到达安西红柳园子驿站后，完成了他从10月1日起写给安德鲁斯的一封长信，信文最后提到： 我刚刚又获得另外一批古代写本，包括将近4对大的骆驼驮子，从千佛洞的巨大窖藏中运到了这里。在保守秘密方面取得了成功，这鼓舞了那些胆小怕事的僧侣们，他们满足了我的新要求……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告诉您一些事情，关于这230捆子写本是如何迅速而神秘地从那个神圣洞窟里被偷了出来，又如何通过昼伏夜行的方式被运到我在这里的营帐里。两个月前，它们遇到了敦煌发生的一场小规模起义。当时，知县的衙门被劫掠烧毁。我最初曾打算将我的发现物存放在敦煌知县的衙门里，但我最后并没有放在那里，而是放在了安西这里！对此，我感到多么高兴啊！(30) 斯坦因离开红柳园子后，一路向西，日夜兼程，于1907年10月12日走出甘肃，进入新疆省哈密直隶厅下辖的猩猩峡驿。1907年10月14日，斯坦因到达苦水驿，在这里给阿伦写长信详细介绍他在安西新获藏经洞文物的事情。关于这批新获写本的伪装情况，斯坦因在信中说：“但是迄今为止，一直不可能对它们进行真正的检查工作。在这一大批获取物中，极有可能出现中亚语文译本。眼下，这批新的获取物正装在巨大的袋子里旅行呢，我们尽最大能力将它们很好地伪装了起来。”(31)1907年10月18日，斯坦因到达新疆哈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