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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引起敦煌县和安西州各界人士的怀疑，斯坦因决定只派遣蒋孝琬出马前往莫高窟，负责实施这次购买藏经洞文物并将其运回安西的庞大计划，而他自己则留在安西，幕后操纵。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解释说：“为了避免一切怀疑，我本人不得不远离现场，而把实施这项交易的任务委托给了我那位永远热心的师爷。”(12)斯坦因在《契丹沙漠废墟》中也记录说：“为了避免一切嫌疑，我本人被迫留在远离场景之外的地方，而将实施这项计划的任务交给了我那永远热心的秘书。”[3]339为了确保蒋孝琬圆满完成任务，斯坦因还派遣他最信任的总管家伊不拉欣·伯克(Ibrāhīm Beg)给蒋孝琬当副手。斯坦因在1907年9月28日日记中记录说：“给伊不拉欣·伯克下达指令。他让我相信，在从事秘密工作时，是不需要指令的！”(13) 为了让蒋孝琬死心塌地去全力完成这次购买新写本的任务，斯坦因在蒋孝琬离开安西前，于1907年9月29日向他小施恩惠。据斯坦因当日支出账目记录：“给师爷送礼，用于买服装，共计103.5钱银子。”(14)这是斯坦因笼络蒋孝琬的一贯做法。为了运输文物方便，斯坦因于1907年9月29日还购买了一批用于装写本的塔噶尔(Taghar，粗麻袋)，他在当日支出账目中记录说：“塔噶尔(6钱银子)。”(15) 1907年9月29日上午，蒋孝琬骑着驴，随身携带购买写本所需的600两白银，率领伊不拉欣·伯克和哈桑·阿洪，以及由4头骆驼组成的运输队，离开安西，前往敦煌莫高窟。斯坦因1907年9月29日日记中记录说：“上午10时，派出师爷，带着600两银子和4头骆驼。叮嘱他沿途要小心谨慎。命令他于10月2日到达千佛洞，至迟于10月6日返回。”(16)蒋孝琬离开安西时，为避免引起当地官府的怀疑，还找了一个外出的借口。斯坦因1907年10月14日致阿伦信中说：“他(蒋孝琬)编造了一个十分恰当的借口，并在这个借口的掩护下出发了。与此同时，4头骆驼也出发了，走一条沙漠道路，前往石窟寺附近的一处秘密会合地点。”(17) 蒋孝琬于1907年9月29日带走的用于购买藏经洞文物的600两白银，实际上是12个各重50两左右的银元宝。斯坦因记事簿1907年9月29日条中，记录了这12个银元宝的重量情况：“为写本预付：6个元宝，单位是甘州色尔(两)；3个元宝，每个重500米斯卡尔(钱)；3个元宝，分别重505米斯卡尔(钱)、508米斯卡尔(钱)、510米斯卡尔(钱)。”(18)在斯坦因的支出账目中，此次支出的600两银子，列在1907年9月30日条下。据斯坦因当日支出账目记录：“支付在敦煌购买写本的费用，共计6000钱银子。兑换用于支付在敦煌购买写本的费用时，遭受的损失，共计23钱银子。”(19)这显示出，斯坦因在支出600两银子的购文物用款时，采取的是9月29日预付、9月30日入账的方法。蒋孝琬一行走后，斯坦因住在安西的寓所里，一边写信、写各种报告书，一边等待着蒋孝琬等人的返回。 斯坦因于1907年9月29日派出蒋孝琬时，“命令他于10月2日到达千佛洞，至迟于10月6日返回”。但由于旅行顺利，蒋孝琬一行于1907年10月1日便到达了莫高窟下的“秘密会合地点”，并提前完成了购买、运输写本的任务。斯坦因1907年10月5日日记中，根据蒋孝琬返回后的叙述，追记了蒋孝琬一行在莫高窟购买接手写本捆子的经过： 10月1日，他(蒋孝琬)让骆驼队在石窟下方驻息，然后单独一个人出面去找王道士，但发现王道士已经离去！于是，王道士的助手赶紧骑着师爷的驴紧追而去，从半道上的寺庙里将道士带了回来。就在同一时间，伊不拉欣也靠了上去。道士感到非常为难，直到他辨认出了我的这位总管家。师爷宣称，他曾千方百计地想要压低价格，但是徒劳无获。不接受价钱的话，道士无论如何也不同意出售更多的东西。吐蕃文写本看起来将要被6、7个穿红袍的藏族喇嘛接管，他们想要将这些吐蕃文写本保存在一座单独的寺庙里。这些人让道士变得神经紧张起来——从黑暗的洞子里搬出了200个捆子，事先没有做任何挑选工作。但是师爷说，他把那些“烂的”(lan-di)东西都抛弃掉了。打包工作是在洞窟里匆匆忙忙进行的，装写本的袋子也是在洞窟里被放到肖塔(驼架)上去的。骆驼被一头一头地单独牵过来，停下装货，直到大功告成为止。根据师爷讲述的故事判断，他们在那里不可能度过一夜的大部分时间。(20) 斯坦因原计划以600两银子买200捆写本，王圆箓从藏经洞搬运捆子时也计数搬出了200捆，但蒋孝琬实际得手的写本要多于此数。蒋孝琬在600两付款不变的情况下，又多要去了20捆藏文写本，也收了一些被纳入“烂的”东西一类的写本捆子。因此，斯坦因后来在提及他这次购买藏经洞文物的数目时，逐渐从200捆修正为230捆，实际上都是大约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