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受日本明治时期“言文一致”运动的影响，清末最后20年里掀起了一场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创制切音简字，倡导白话文，都以实现言文一致为目标。在这场运动中诞生的各种改革方案，虽引起了相当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并在不同程度上被付诸实践，却尚未获得充分的理论自觉。对语言的工具论理解割断了书写语言与民族文化传统以及现代个人主体性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使得清末的拼音文字和白话文未能成功建立起一种被普遍使用且深刻介入再造民族文化和建构现代个人主体性之事业的书写语言，这一任务要等到五四的时代才告初步完成。 关 键 词：清末 言文一致 白话文 日本明治 作者简介：倪伟(1968- )，男，江苏江阴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 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依据东瀛及泰西诸国之经验而指出：“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1](P.1420)这通常被认为是“言文一致”论在近代中国的首张其帜。①自此后，关于语言文字改革的历次运动——从清末的切音字和简字运动，到民初注音字母的制定和推广，再到五四白话文运动以及此后的国语罗马字运动——都把言文一致当作主要目标。1931年，黎锦熙在《三十五年来之国语运动》中总结道：“三十多年来，国语运动的口号不外两句话：‘国语统一’‘言文一致’。”[2](P.63)而在1934年的大众语讨论，以及从1928年一直延续到1955年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中，言文一致或语文统一也仍然被当作根本性的目标。②由此可见，在现代汉语书写语言的建构过程中，言文一致是一个贯穿始终的目标。 言文一致旨在实现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的统一，实际上则是要求书写语言统一于口头语言。从理论上说，口头语言和书写语言不可能做到完全统一，因为口语表达的思维与通过书写文字来表达的思维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若说口语是自然的，是从无意识中涌现出来的，那么书写语言则绝非是自然而然的，将口头语言转换为书写文字的过程要受到一系列人为制定的、清晰的规则的制约。[3](P.62)口语与书写语言的区别不仅体现在外部形态上，如口语是冗余的、集合的、鲜活的，而书面语是精确的、分析的、抽象的，等等，更在于言说主体和书写主体的内在精神心理动力有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只限于个体心理层面，同时也有着文化形态上的区别和对立。口头语言与书写语言的统一虽然不可能完全实现，但从16世纪的欧洲到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的东方，这一诉求却始终未曾消歇，在中国更是引发了一波又一波激进的文化运动，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语言文字的范围。言文一致与其说是一个语言学命题，不如说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域，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大众启蒙、民族国家建设、个人主体性等现代性核心问题皆盘结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和分析清末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中的各种观点、言论，揭示隐含在言文一致这一诉求背后的复杂的历史—文化意涵，以及这一运动本身存在的局限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