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废除汉字论与印刷术 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根本性质在于改革书写系统、废除汉字，因为汉字被认为不具有表音文字的经济、准确和平等的性质。[11](PP.46-47)但清末切音字的提倡者却不敢遽议废除汉字。尽管他们反复说汉字繁难、有碍普及教育，却也时时不忘声明提倡切音简字绝不是要取代汉字，汉字仍然被视为“我国国粹之源泉，一切文物之根本”[38](P.68)。劳乃宣强调：“我国文字肇自圣神，有形、有声、有义，传心载道，万古常新，断无磨灭之理。简字有声无义，仅足以代口语，义理之精微，经史之渊雅，仍非汉字不可，简字万不足以夺之。”[39](PP.106-107)既然“简字仅足为粗浅之用”[40](P.81)，旨在为不识字的下等人提供方便，那它就不应也绝无可能取代汉字。其正确定位应是一种帮助识字的拼音工具，严复因此认为“简字当改名音标”，以示“与六书形字之殊”，其作用是“范正汉文读音”，“拼合国语”。[41](P.134) 清末最后三四年间，随着革命风潮迭起，知识界、思想界的言论也为之一新，开始出现了彻底废除汉字的呼声，其中最激进的是以在巴黎出版的《新世纪》报为阵地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主张彻底废除汉字，直接采用“万国新语”⑨，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论争。 1907年11月，李石曾在《新世纪》发表《进化与革命》，提出了文字革命的口号。他认为世界文字分三个进化阶段，即象形、表意、合声，分别以埃及古文字、汉字和西文为代表。而“文字所尚者，惟在便利而已，故当以其便利与否，定其程度之高下。象形与表意之字，须逐字记之，无纲领可携，故较之合声之字画括于数十字母之中者为不便。由此可断曰：象形表意之字，不若合声之字为良。于进化淘汰之理言之，惟良者存。由此可断言曰：象形表意之字，必代之以合声之字。此之谓文字革命”[42](P.1043)。前行随后亦认为“中国现有文字之不适于用，迟早必废；稍有翻译阅历者，无不能言之矣”[43](P.183)，而采用罗马字母拼切中国语音“仍无禆于画一声音之一大烦难”，不如“径用万国新语，挟左右世界之力，而并此画一声音之一大烦难，亦包括其中也”[44]。既然认定从象形文字到字母文字是必然的进化过程，那么与其采用简字、切音字等“苟简之术”[45](P.210)，“支节补苴”[44]，不如径弃汉文，采用西方的字母文字，而“万国新语陶汰欧洲文字之未尽善者而去之，则为尤较良”[44]，故改习万国新语乃为上策[46](P.467)，亦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言文一致的问题。 《新世纪》论汉字之弊，不再过多强调汉字识读和书写之繁难，而是从科技发展和知识生产的角度指出其阻碍了文明的发展。他们认为汉字存在着三大缺陷。首先，汉字不便于印刷，是一种不太合格的印刷文字。吴稚晖多次在文章中谈到“汉字之不适于排印”，这一认识来自于他办报的切身体会。“汉字检字，至为劳苦，无论分门别类，记取甚艰。加以字数太多，则陈盘数十，占地盈丈，每检一稿，便如驴旋蚁转。不出户庭，日行千里，以视西文之数百字类，总括于一盘，高坐而掇拾，其势劳逸相差甚远。”[43](P.187)人力上的浪费还只是一端，更要命的是机器愈趋改良，中文在便利性上的劣势便愈益明显。西文能用打字机，中文则不能；“林拏太爱泼”⑩的发明，使得西文的排印变得非常方便，可以“对稿掣机”，“偶有舛误，随便可改，不必重铸”，而中文却做不到。吴稚晖因而感叹中西文“向日止在书写上分优拙耳，于印刷上无大关涉”[43](P.187)，而新机器一出，则判若云泥了。李石曾因此断言：“机器愈良，支那文愈不能用。从进化淘汰之理，则劣器当废，欲废劣器，必先废劣字，此支那文字必须革命间接之原因也。”[42](P.1043)其次，汉字因无字母，不便于编纂字典和检索。在西方，编纂字典和百科全书非常方便，“皆依字母编纂，故搜罗既广，查检尤易。中国既无字母，则除分门别类，外无他法。然百科全书中，往往有不能分类者，故亦非善策也。”[47]再次，中国文字不够规范，相比之下，西方文字则“有一定之规则，故终较无规则之中国文字为便利”[47]。后两点其实也与印刷术有紧密关联。字母表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促进了西方抽象、逻辑、系统的思维”。[48](P.5)尽管按字母表顺序编制书目和词典的方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甚至更早，但只有在“印刷机到来之后，按字母表排序才成为组织书面材料的标准方法”[48](P.143)。编制详尽、系统的书目和索引，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字母表在近代科学的诞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抽象性、规整性和一致性的特征曾催生了古希腊抽象科学，而印刷体格式则使这些特征进一步提升，“字母表作为分析和分类的功能因印刷术而得到强化”[47](P.151)。印刷术也同样强化了对于语言标准化和规范化的要求。口头表达和手工抄写尚能允许表达上的零乱和不准确，但作为印刷语言，则要求表达规范、严谨而准确。伊丽莎白·爱森斯坦即认为：“印刷术抑制了语言的偏离，丰富了通俗语并使之标准化，为欧洲主要语言的进一步纯洁化和典范化铺平了道路。”[49](P.69) 可见《新世纪》是在印刷文化兴起的背景下来重新认识中国文字的。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汉字与西方字母表文字相比所暴露出来的重大缺陷，使他们丧失了信心，认定汉字乃是“非科学世界之文字，欲代表科学世界之思想与事物，皆牵强附会，凑长截短，甚不敷于应用”[46](P.476)，甚至还“为文明发达之阻力”[47]，因此必须废除。若“能废弃较野蛮之汉文，采用较文明之别种文，则于支那人进化之助力，定能锐增”。[50] 《新世纪》认汉字为“野蛮”(11)，这激起了国粹派的愤怒。清末国粹派受日本明治二十年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强调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冀望以此抵御日益泛滥的欧化思潮。日本国粹主义者陆羯南强调，国民主义“深深根蒂于各国国民独特的文化，故若欲统一国民，必先统一文化。然所谓文化，实乃构成国民特有性格之语言、风俗、血统、习惯以及其他适合于国民身体的制度、法律之总和”。[51](P.325)此说亦可许为清末国粹派之总纲。邓实所谓“一国有一国之语言文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亦是强调民族文化之独特性，强调语言文字乃是民族精神之根蒂。基于这种保守的文化态度，邓实拒绝对既有的语言文字作任何人为的变革。“文言者，吾国所以立国之精神而当宝之以为国粹者也。灭其国粹，是不啻自灭其国。”他痛诋“吾国不学之士、无良之民浸淫于蟹行之书，病祖国言文之深邃，反欲尽举祖宗相传以来美丽风华、光明正大之语言文字废之不用，而一惟东西之言文是依，以谓夷其言语文字即足以智民而强国，而庸讵知其自国之粹先已蹂躏而国将无与立欤?”[52](PP.173-174)章太炎的语言文字观与此大体相同。他指出：“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每一种语言都“各含国性以成名”，“民族区分，舍语言则无以自见”。中国旧有之语言文字乃“所以旃表国民之性情节族者”，其亡则“性情节族灭，九服崩离，长为臧获”。[53] 清末国粹派的语言文字观近承日本的国粹主义，远则可追溯至18世纪德国思想家赫尔德。赫尔德认为人的思想本质上是依赖并受制于语言的，这意味着人只能通过他所使用的语言来进行思考，而意义和概念就存在于对词语的使用中。他还认为人类在思维模式、概念和语言方面都展现了深刻的差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中，这种差异表现得尤为明显。(12)在赫尔德的基础上，洪堡特更明确地阐述了语言和民族精神之间的关系：“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54](P.17)，“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54](P.52)。在德国思想传统中形成的这种语言观反对将语言仅仅视为交流的工具，而《新世纪》同人所执持的恰恰是工具论的语言观。吴稚晖便反复说，语言文字只是“相互之具”，供人与人进行交流之用；[45](P.209)文字不过是“器物之一”，“文字所以达意，与弓矢、快枪、帆樯、汽舟之代力非同物欤?”[46](P.474)换言之，文字之优劣取决于其是否适用。不适用则弃之，在他们看来这是进化之公理，无须多辩。观念上的根本分歧，使国粹派和《新世纪》之间难以进行有效的对话。 章太炎对《新世纪》的批驳，撇开那些诛心之论，大体可归结为以下几点。首先，国人识字率低，民智不开，不能归罪于文字，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强迫教育。“重以强迫教育，何患汉字之难知乎?”[37](P.354)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清末文字改革派普遍认定的前提：民众识字率低是因为汉字太繁难。其次，日本提倡“言文一致”有特殊的原因，“日本语言固与汉语有别，强用其文以为表识”[37](P.354)，造成语言和文字的分离。中国的情况则不同，“语言文字，出于一本”，虽语音迭代变迁，且地域差异甚大，但“其根柢固大同”，为“便俗致用”计，用官话统一读音，亦非难事。因此，步武日本，“忧其同病”，正“所谓比儗失伦”。[37](PP.354-355)这实际上是否定了“言文一致”这一口号在中国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第三，中国语言文字犹胜于西文。“言语文字者，所以为别，声繁则易别而为优，声简则难别而为劣。”汉文纽韵俱繁，相比之下，“欧洲音，直鷇语耳!”[37](P.358)章太炎又以亲属称谓为例，指欧洲语不能分别名号，难称完具，其“所完者在术语，至于恒言，则阙”。且欧洲语“字句冗长，立谈数语，使人旷日废功”；“句繁语重”，印刷成册则字形缩小，“使人劳目失精”。[53]第四，拼音文字在中国不可行。汉文“名言符号，皆以一音成立，故音同义殊者众。若用合音之字，将芒昧不足以为别。况以地域广袤，而令方土异音，合音为文，逾千里则弗能相喻。故非独他方字母不可用于域中，虽自取其纽韵之文，省减点画，以相絣切，其道犹困而难施。”[37](P.360)这里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的语言文字何以会变得高度形式化且历经数千年而鲜有变动。加拿大传播学家哈罗德·伊尼斯认为“中国的文字给行政管理提供了基础，它强调的是按照空间来组织帝国”。[55](P.88)“在中国，众多的方言阻碍了口头传统的发展，但是一种能够通行全国的相对简单的书写文字却提供了便利，从而弥合了巨大的鸿沟。”[56](P.124)偏重于空间和视觉的汉字为统治庞大的帝国提供了基础，但也使人数有限的统治阶级与广大人民之间形成了鸿沟，而且对空间的强调也使之不能满足时间的要求，中国因而暴露出王朝更迭的问题。[55](PP.87-88)章太炎所看重的正是汉字的这种跨越不同地域空间的能力，它构成了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共同的历史文化传统的统一国家的坚实基础，而拼音文字的多变性则决定了它不具有这种统合的作用。 对于《新世纪》着重提出的汉字在印刷上的缺陷，章太炎的反驳则显得有些乏力。其观点撮要言之有二：一是汉字检排较之欧文更易，因“汉文以一字成名，检之虽难得而只一次，欧文以数母成音、数音成字，检之虽易得而当有五六次，故检字之难，欧且倍汉。”[53]汉字的这点便利处，吴稚晖其实早已指出(13)，但这也仅限于人工检排，而吴稚晖强调的则是在机器排印方面汉字所暴露的劣势，整行铸排机的出现尤其放大了这种劣势。二是汉字排印速度已足以敷其用。“字粒简易则排印速而成书多，字粒重难则排印迟而成书寡”，然日本人用和汉杂文，字粒略与中国等，每年印书亦在20万种以上，可见汉字“重难”不是问题。章太炎还以中国宋明以来的印书史为例，指出“排印过速必不能多得良书，徒令欲速者得易以成编，裨贩者得因以牟利，空废穀楮而灾桑竹，为浅者开其炫鬻之涂，卒于社会无补。”[53]章太炎显然是低估了机器印刷对于社会文化乃至人的精神心理所产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影响，而他对于知识生产所抱的态度也未免过于保守了。 《新世纪》一派的无政府主义者执进化留良之言，盲信科学，崇拜机器，以至于将统治自然科学的自然法则等同于用以描述人类社会的自然法[57](P.10)，从工具论的角度来认识和评价包括语言文字在内的人类精神文化，得出的结论因而往往是简单、粗暴甚至是荒谬的。(14)在对中西语言文字的看法上，他们慑于西方的威势，认西方文字为优良，斥中国文字为野蛮，并把中国落后的原因归结为文字之野蛮，不自觉地滑向了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但置身于巴黎以及操办媒体的经验也使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现代印刷术对于社会的全方位辐射，感受到它推动思想和知识生产的巨大力量，他们对于本国语言文字的认识与这一背景分不开。麦克卢汉曾精辟地指出：“印刷术作为一种热媒介使人们第一次能看到他们的本土语言，并且根据本土语言的边界来视觉化地呈现民族的统一体及权力。”[58](P.138)《新世纪》派正是通过印刷术这种热媒介看到了中国语言文字所存在的缺陷，这种缺陷主要不在于汉字本身的难以识读和书写，而根本在于汉语丧失了生产知识特别是现代科学知识的能力，变成了一种虽然精致但又陈腐不堪的文学语言。(15)吴稚晖们显然是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才有变革语言文字的强烈冲动。在这点上，他们确实要比思想保守的章太炎更敏锐。(1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