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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王风《晚清拼音化运动与白话文运动催发的国语思潮》，载《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9页。《日本国志》虽成书于1887年，正式刊行却迟至甲午战败后的1895年。在此之前，在华传教士高第丕(Tarleton P.Crawford)曾在《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1888年19卷3期上发表文章称：若有思想活动开展于中国，则必将“主要通过口头交际来开始，并通过言文一致的文章获得发展……只有各种方言才有生命力，未来的中国也将由此产生。”此处所谓“言文一致的文章”，原文为“phonetic literature”，即语音与书写相统一的文学。参见[日]蒲丰彦《寻觅下层民众的书面语言——清末至民国》，载[日]森时彦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页。宋育仁在刊行于1896年的《泰西各国采风记》中基于出使英伦的观察亦得出与黄遵宪相似的结论：“埃及、犹太时，文字与语言为二，知书者少；变而从音，语言与文字为一，令人易晓，故举国知书。”他虽承认语言文字合一“简易易知……举国聪明才智注于器数，故日进于富强；无深至之文言，则性情不惑而日趋诈力”，但认为如此虽“为书便于直陈器数”，却“难以曲达义理”，所以“以彼之文，译中国经传，决不能通其意。”见《郭嵩焘等使西记六种》，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73、374页。本文引用，断句略有调整。 ②陈望道认为“将来大众语文学的基本形式一定就是用语作文，而语又就是大众的语。用语作文便是文和语不相分离，便是‘语文统一’。”陈望道《大众语论》，载《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资料》，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93页。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根本目标是要取得语言和文字的统一，为此“而坚决主张中国文字的必须拼音化”，采用拉丁字母来拼写各地方言。参见《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1939年)，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上海：时代出版社，1949年，第254页。 ③参见孙歌《日本汉学的临界点》，载《主体弥散的空间》，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④汉文训读文在书写形式上不改变中文的方式，但会在旁边注以阅读标记(训点)，提示部分读音，或是提示阅读时须改变语法顺序。训读文实际上是汉文的直译体。 ⑤郑东湖在《〈切音字〉之说明书》里说：“生人之初，有知觉，斯有嗜欲；有种族，斯有交游；有嗜欲、交游，即有意思情感。意思情感之隔阂，靡克自宣也，而言语起焉。”这也是一个佐证。见《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35页。本文引用，断句略有调整。 ⑥学部在咨外务部文中指斥卢戆章不通古今音变，“泥今忘古，狃近昧远，遂生种种之缺点”。其疏谬主要有三：声母不完全，韵母无入声，写法乖谬。故而“难用为定本，通行各省”。见《学部咨外务部文》，载《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68-71页。 ⑦从1840年代起，在华基督教会就开始用罗马字拼切方言，并出版罗马字《圣经》译本。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全国至少有17种方言用罗马字拼音，并各有一本罗马字《圣经》。而厦门是教会罗马字最早的流行地。到1926年为止，厦门话罗马字《圣经》销量达到四万多部，1921年闽南教区所出版的14万多部出版物中，有5万部采用方言罗马字印刷。可见闽南话罗马字至少在小范围内已经是一种颇为流行的印刷语言。参见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上海时代书报社，1948年，第10-11页。在华基督教会推广方言罗马字，头脑中联想到的是16世纪的欧洲。1850年前就在宁波传教的娄理华(Walter Macon Lowrie)在一封信中就写道：“他们现在的学问及其撰写体裁，使我强烈联想起宗教改革前的欧洲。那里也有学者，还有迥异于日常生活的、普通人难以理解的、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的语言……宗教改革后，思考、表达和书写采用新方式，旧方式消失了。个人看来，中国也将发生同样的变革。”参见[日]蒲丰彦《寻觅下层民众的书面语言——清末至民国》，[日]森时彦(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上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⑧关于读音统一会，参见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21-130页。 ⑨万国新语即今之所谓世界语(Esperanto)，是波兰犹太裔医生柴门霍夫(L.L.Zamenhof，1859-1917)于1887年创立的一门人造语言。它共有28个字母，采用拉丁字母书写，每个字母只发一个音，也没有不发音的字母，因此语音和书写完全一致。 ⑩Linotype的音译，即自动整行铸排机。 (11)《新世纪》同人对“野蛮”的理解大体接近于福泽谕吉。福泽在《文明论概略》里将人类社会分为“野蛮”、“半开化”及“文明”三个阶梯式的进化阶段，他所谓的非文明的野蛮社会，乃是没有进步之志的停滞的社会。中国虽被划入“半开化”社会，但就其发展停滞不前而言，亦可谓“野蛮”。参见[日]子安宣邦《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精读》，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24页。 (12)关于赫尔德的语言哲学，参见Michael Forster.After Herder: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the German Tra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55-74。 (13)吴稚晖认为汉字在检排时有两点“省便之处：一则凡检一字，取出即已完成；二则每字正方，字字相衔，行行相次，排列至便。若西文则掇拾数次、十余次，仅得一字；字母宽狭不伦，字体长短不一，排列之际，颇费踌躇。故同排一稿，中西字数相等，往往中捷于西。”见前行《编造中国新语凡例》，1908年3月28日《新世纪》第40号。 (14)章太炎曾指出：“创造文字复与科学异撰……虽天然言语，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言语文字亦不可齐。”《新世纪》以科学之名强求语言文字的齐一，是为不智。见《规新世纪》。 (15)瓦尔特·米尼奥罗指出：西班牙帝国在现代/殖民时期的衰落，以及卡斯蒂利亚语相对于代表欧洲现代性的语言(法语、英语和德语)沦落为二等语言，主要是因为卡斯蒂利亚语失去了作为一种知识生产语言的能力。它成为一种更适于文学和文化表达的语言，而在当时知识的表述则在强调理性在哲学观念和科学论述中的首要性，同时压抑了传达感觉和情绪的次要性。参见[阿根廷-美国]瓦尔特·米尼奥罗《文艺复兴的阴暗面》(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6页。米尼奥罗对卡斯蒂利亚语的这一描述也适用于中华帝国晚期以古文为代表的汉语。 (16)对民族文化的盲目自信使章太炎在面对急剧变化的现实时显得有些迟钝，在有些问题上他的看法不免有点迂腐可笑。如认为作为书写工具，毛笔优于铅笔和钢笔，可见在笔的进化上汉土胜于西方；又如他只认唐韵为正音，强调确定国语读音须以“审正”的武昌方言为基础，杂采其他方言，以返归于唐韵正音。 (17)关于讲报的具体开展状况，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一书第四章第一节“宣讲与讲报”，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