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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言文一致”运动的启示 黄遵宪关于语言与文字离合之说，应该得自他在日本的见闻。在他出使日本的那几年(1877-1882)，正是日本知识界呼吁废除汉字、鼓吹“言文一致”的运动日益高涨的时期。 早在明治维新前的1866年，前岛密就曾上书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认为普及教育是国家富强之本，而汉字“艰深多谬”，不利于日本的文明化和国民教育的普及，因此日本必须废除汉字，采用丝毫不亚于西洋诸国、同样是表音文字的假名。前岛密的《汉字御废止之议》拉开了“言文一致”运动的序幕。此后，西周于1874年在《明六杂志》发表《以洋字写国语论》，亦认为汉字阻碍了日本文化的发展，主张以罗马字为国字，以谋求国语的独立和发达。前岛密、西周等人废止汉字的提议代表了当时日本知识界的激进立场，即完全以西方为榜样建立现代国民国家的框架体系。③废除汉字是为了实现“言文一致”，而“言文一致”是出于普及教育的需要，根本目标是培养理想的现代国民，奠定国家富强之基础。 “言文一致”之所以在日本成为一个迫切的要求，与其语言文字的特殊性有一定关系。日本在古代虽有自己的声音文化，却没有文字，故而采用汉字作为书写语言，其后又在汉字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表音的假名。日语中的汉字都有“音”“训”两种读音，前者是对汉语语音的模拟，后者是日语本有的读音。无论是音读还是训读，实际上都有几种发音，诵读文字因而变得极为复杂。[4](P.276)这使得日语口语与书写文字之间的分离较之于其他语言，显得尤为严重。长期以来，日本的武士和知识阶层所使用的书面语言，乃至官方用语，都是汉文或是汉文训读文④，与普通民众的口头语言的确相隔甚远。到了18世纪，随着日本民族意识的萌芽，开始出现了对“巨大国语母体”的追寻。本居宣长通过对日本史书《古事记》的梳理和阐释，试图在汉字文化之外构造古已有之、口头传承的“大和语”。对“大和语”的幻想实际上假定了在文字出现之前，先有声音即所谓“皇国正音”的存在，这种未被汉字污染的“皇国正音”体现了日本民族精神及语言的绝对优越性。子安宣邦锐利地指出：“到了近代在如此‘大和语’学说出现的同时，一个新的神话也出现了。因为这种学说表明：由于《古事记》的产生，国语才得以成立，一种被称之为‘日本人’的民族意识才得以被叙述，一个叫做‘日本’的内部才得以成立。”[5]樱井则指出，作为近代国家民族同一性之象征的“大和语”，其产生与18世纪后半叶的产业资本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西欧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运动以亚洲为对象有关联。本居宣长对日本绝对性的主张，实际上“是作为对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抗争在发出呐喊”。[6] 明治时期以倡议“废除汉字”为开端的“言文一致”运动，其思想即溯源于本居宣长，其核心前提即相信声音先于文字而存在，而且声音绝对贴近存在，绝对贴近存在的意义以及意义的理想性。此即德里达所谓的声音中心主义。[7](P.15)但正如柄谷行人所言，我们不能把声音中心主义当作一个仅限于西方的问题来考虑，按照语音来书写文字，这种情况并非日本所特有，“在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世界各地无一例外地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即使这两者并不总是同时发生的”。在16世纪的西欧，声音中心主义“表现为试图用与拉丁文相对的方言来写作”，在此基础上创造一种书写语言，这一过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可以说是相互协调并行不悖的”。[8](PP.94-95)而在近代的日本，声音中心主义首先表现为废止汉字、用固有的日语(口头语)来书写，以创造作为“国语”的民族书写语言。 小森阳一在《日本近代国语批判》中清晰地描述了作为“国语”的日本语在近代的建构过程，从对“皇国正音”的发现，到对“国字”的改良，对演说文、速记体及“言文一致体”小说等新的书写文体的实践，到作为标准语的“国语”的最终确立，这一过程与天皇制国家的确立、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日本在东亚的殖民扩张几乎是同步进行的。[9]“国语”被提到与忠君爱国的大和魂同等重要的地步，上田万年即强调：“日语乃日本人之精神血液也。日本之国体主要因此精神血液而维持，日本人之人种亦因此最为优良，可保存最为悠久之锁链而不至于散乱也。故，一旦大难来临，只消此声响起，四千万之同胞可随时倾耳听之，可随处赴之，永久助之死而后已也。然则，一朝庆报传至之时，于彼千岛之涯，冲绳之角，万众齐颂君之八千代也。”[10](PP.146-147)“国语”不仅能够把全体日本人凝聚为一体，成为日本国体之标志，它“同时也是一个教育者，是所谓情深无比的母亲”[11](P.284)。“国语”成为教育、培养国民主体的最有力的手段，可见“国语”、国民、国家已然是三位一体。 柄谷行人对明治时期“言文一致”运动的思考则别开蹊径，他认为在“言文一致”于明治二十年代末牢固地确立起来之后，才出现了对日本人之内在性的典型呈现。以国木田独步为例，在其作品中，与书写的疏远感似乎已经消失，他把新的书写作为自然而然的东西接受下来。“对于他，词语不再被识别为口语或书面语，因为它们都已经沉潜到内在性之中了。更确切地说，只有当语言被以这种方式来感知的时候，那种内在性才会作为某种自足的、直接显现的东西而变得清晰可见。”[12](P.67)此时作者的主体性和语言之间不再是彼此外在的关系，语言就是本真的自我。书写被视为衍生物，声音则被赋予了优先权——它被认为最贴近自我而且构成了自我意识，只有在这个时候，那种存在着一个“真实的自我”的幻觉才能被建立起来。柄谷认为，“言文一致”作为一种书写制度的建立，其结果是日本现代文学第一次获得了书写的自在性，与这种自在性相关联的是那样一种感觉，即以为内在性和自我表现都是不证自明的。“因为感觉到自己所倾听的自我声音的显现，内在性才得以存在。”作为一种制度，内在性实际上并非内在于我们，相反是我们被它所吸纳了。[12](PP.69-70)就此而言，内在性与其说是被发现的，不如说是被发明的，它同样也是柄谷所谓的“装置”之一。 小森阳一和柄谷行人的研究表明，明治时期的“言文一致”作为一场文化运动，其巨大而深远的意义主要不是体现在它直接推动了现代日本民族书写语言的建立，而在于它深刻地塑造了现代日本人的主体性。无论是忠君爱国的国民主体还是被发现的内在性，都包含着对现代主体性的想象性建构。建构一个有着内在深度的政治的、伦理的、美学的主体，才是“言文一致”所诉求的真正目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