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话报与演说文 同样是把言文一致作为目标，拼音文字论者企图从根本上改造文字以毕其功于一役，而白话的提倡者态度则要和缓些，他们不视汉字为阻碍民智开通的罪魁祸首，而只是强调在大众传播的层面上书写语言应返本归元，贴近民众的口头语言。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中认为“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五帝三王时，著书文告皆白话，只因后来语变而文字不变，文与言才判然为二。后之人不明此理，独尊文字，一味摹古，致使文言流毒两千余年。他因而呼吁要“崇白话而废文言”，“白话行而后实学兴”。[59](PP.38-42)既然文字只是“天下人公用之留声器”，那么书写语言就不应脱离口头语言，裘廷梁还以西周时学校之制为例说明文与言合所能达到的理想状态。 尽管从理论上说书面语言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口头语言，而且正如鲁迅所说，即使在中国上古时代，文与言也未必一致，更有可能是“一向就并不一致的”[60](PP.92-93)，但裘廷梁倡导白话文其用意却很明确，即要建立一种有效实用的书写语言。他认为文言之弊在于它已沦落为一种看似华美实则浅陋的文学语言，除了助长文人的“憍气”和“陋习”，几乎全无实用。而白话之益除了“省日力”、“便幼学”之外，更重要的是实用，无论是阐发圣教义理，还是传播农工商各业的技艺知识，其效果都远胜文言。而更重要的是白话能激发人的才性，锤炼心力，去除文人的“憍气”，使之“进求实学”。正是因为白话能促进实学知识的传播并有效地改造国民的精神心性，裘廷梁才认为“白话乃维新之本”。 从1897年《演义白话报》在上海创刊起，清末十余年间全国创办白话报刊总数在280种以上。[61](P.25)“各省有省会的白话报，各府也有一府的白话报，甚至那开通点的县城里、市镇里，亦统有白话报。”[62](P.5)加之《大公报》《中国日报》等“文话大报”亦辟有白话专栏或随报附送白话专刊，白话报刊可谓盛况空前。清末白话报所使用的均是浅近的官话，为求通行，极少羼入方言语汇。这表明清末白话文尽管以言文一致为目标，其实并不追求与实际所使用的口头语言相一致，而是试图创建一种更开放也更易于传播的通行书面语。白话报的兴盛说明白话已经初步拥有了印刷语言的资格，但就其接受状况看，则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白话报以下层民众为拟想读者，但如铁汉所言，这些人多半不识字，连白话二字都不认得，报纸拿在手里，“正面反面，直看横看，也不晓得”，哪里能看得懂呢?他因此提议要多开半日学堂、夜塾徒弟学堂和演说会等，把报纸上的事讲给他们听，同时也教他们识几个字。[62](PP.6-7)有鉴于此，清末部分地方政府和民间都曾设立阅报处和宣讲所，派人定期宣讲各种报纸。(17)这种状况恰恰暴露了清末白话报刊的一个内在悖论。报刊白话文力图做到行文口语化，因此无论是论说文还是演古讲今的其他文字，率多模拟说话的风格。这种文风假定了声音的优先性，仿佛文字只是对声音的忠实记录，因而最终能通过宣讲无损耗地还原为声音。然而白话又是作为一种印刷语言来使用的，印刷术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有其偏向性，即偏向于视觉而非听觉，而在像汉字这样的非拼音文字中，耳朵与眼睛或者说声音和文字之间的断裂几乎是无法弥合的，对于不识字的人来说，声音是被永久地闭锁在文字中了。作为印刷语言的报刊白话文把模拟说话作为追求目标，大概也可以说是基于声音中心主义的一种幻觉吧。 在清末白话报上，演说文最多见，“演说”成为众多白话报的常设栏目。这些演说文并非是公开演讲的底稿或文字记录稿，而是模拟演说的口吻来发表议论，其题材和内容都极其广泛，可说是一种报刊新文体。演说文的兴盛与清末民众启蒙运动中对于演说的高度重视分不开。人们普遍认为，在开发民智上演说比书报更具优势。1902年，《大公报》上一篇题为《说演说》的论说文便指出：“须知古今天下国民，从未纯由书册报篇能使一律晓然于所当之危险，所短之知能，所可乘之事机与其所应享之权利者。今欲作其上下之气，皋其通国之魂，则死文字断不及生语言感通之为最捷。此后起爱国之贤不可不讲演说之术，且必有一律通行语言以为演说之器用也。”[63]演说的优势就在于它使用的是活语言，故“人人能听解。无论商贩、农夫、梓人、匠石、白叟、黄妇、女子，下逮舆台走卒之伦，皆莫不心领而神会，闻言而感发”[64]。人们仿佛相信声音天然就拥有感化人的力量，演说文的流行自然是基于对声音的这种迷信，它把演说的声音移到了纸面，因而最接近于口头说话。 清末演说和演说文的流行同样是受到日本的直接影响。福泽谕吉和明治时期的启蒙团体明六社的同人们非常重视演说，认为演说对于学者治学和传播知识都极为重要，他们不仅热心举办公开演说，而且常常在《明六杂志》上发表演说文。如小森阳一所言，这种演说文“是一种冒充的口语。它一边在预设着‘可以按其原样讲述’的前提，一边在书写文字稿。因此它是一种力图从结构的角度进行创新的新型书写文体。”[9](P.32)它模仿口语的腔调，但又并非实存的口语，而是一种佯装“口语体”的新型书写语，掺杂了许多新概念和新语汇。借助于报刊，这种新的书写语得以流传，逐渐形成一种“口语体”的书写语。清末演说文的发生和演变与日本基本相同，它们都假定声音拥有直接感化人的力量，而演说文则能借助文字来保存并传达这种力量。以说理议论为特征的清末白话演说文的大量生产和流传，对于后来的“随感录”、“杂文”等现代论说文体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61](P.133) 从文章体式的角度看，清末的白话演说文基本上都含有一个言说的结构，作者以说话人自居，他面对的则是一个沉默的倾听者。《安徽白话报》上天僇生的一篇演说开篇即这么写道： 喂，诸位诸位!兄弟是个安徽人，今日又是《安徽白话报》出板的第一日，所以兄弟很想把我们安徽，历史的、形势的风俗以及安徽的特色、安徽的弱点，详细演说一番。把一篇极大的文章，演成一篇极浅的白话，好叫我们同乡父老们、子弟们、姊妹们，大家晓得安徽同中国的关系。同心合意，把个黑暗的安徽，变做光明的安徽；把个极闭塞的安徽，变做极开通的安徽；把中国做个全球的第一国，把安徽又做中国的第一省。倘若真有这一天，兄弟真正是喜之不尽了。诸位请坐，听兄弟从头至尾的讲一遍。[65] 这明显是模仿了说书人常用的“开场白”，但说话人和听者的关系却发生了变化。说话人不再是娱乐听众的艺人，而是在宣讲道理、传播知识的启蒙者；听者则被设定为胸无点墨的下层人，因而需要把“极大的文章”演成“极浅的白话”，才能使他们听得懂也听得进。在这种“说—听”的结构中，说话人和听者在知识和话语上当然是不平等的，而更值得关注的是说话人和听者在此言语结构中的主体建构方式。说话人始终是在摆知识、讲道理，几乎不谈及自己，而那些知识和道理则被认为是普遍的公理，因此在说话人那里看不到新知所引发的个体思想上的紧张和困惑。换言之，这个说话人主体是在特定的知识和话语体系内部建构起来的扁平主体，没有个体性和内在性，仿佛是一个传声筒。而听者则被设想成一个无知的主体，宛如一个空洞的容器，可以毫无阻碍地注入新知识、新道理。林懈就曾这么自信地说：“你们若肯听我的说话，天天看这白话报，自然会慢慢的伶俐起来，慢慢的在行起来，大家也慢慢的和好起来了。”[66](P.608)这个沉默的、无知的听者主体显然也是没有内在性的。两个没有内在性的主体之间怎么能形成真正的互动呢?他们既不可能产生真正的冲突，更不可能有彼此间的协商和妥协，也就是说不可能形成对话的关系。就此而言，在白话演说文的言说结构中实际上不存在真正的主体，无论是说话人还是听者，都只是新知识、新话语的载体或容器而已，他们之间的区别仅在于各自处于传播链条中前后不同的位置而已。 以演说文为代表的清末报刊白话文追求言文一致，确立了声音相对于书写文字的优先性，并试图在摹写口头语言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更通俗也更易传播的书写语言，即白话文。白话文被视为一种更透明的媒介工具，知识、话语、观念可以在其中直接呈现，并在不同的人群中自由无碍地传递。这种极端理想的状态接近于黑格尔所称许的字母文字，“可见的语言对于发声的语言只是作为符号；理智直接地和无条件地通过说话来表达自己”[67](P.251)。然而，对声音的赋权却没有导致柄谷行人所说的“内在性的发现”，这声音是理智或观念的自我呈现，是它们在波及不同对象时所产生的回音，而不是鲁迅所期盼的“心声”。“心声”之出，“以其充实而不可自已故也，以光曜之发于心故也”，它源于丰盈的内在性，焕发着内在精神的光芒，故能“其声出而天下昭苏，力或伟于天物，震人世间，使之瞿然”。[68](P.26)在此意义上说，清末白话文大概也可说是“天下皆唱”，是“不揆诸心”的“林籁”和“鸟声”罢了。 清末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是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言文一致”运动的直接影响而发起的。中国的落后被归因于民智不开，而民智不开又被认为根本上是由中国语言文字之繁难所造成。创制切音简字、采用万国新语以及倡导白话文都旨在改良语言文字，借此推动面向下层民众的启蒙运动，进而实现强国的目标。民族主义的诉求构成了这场运动的内在动力。 虽然从日本搬来了“言文一致”的口号，但清末的语文改革却并未获得充分的理论自觉，对语言文字的工具论理解阻碍了人们去正确认识语言文字与民族文化传统以及个人内在心理和思维之间的连带关系。从切音字母到合声简字再到国语概念的提出，虽然呈现了认识上的递进，但“简易文字”和“统一语言”的要求都没能最终落实到主体精神的层面。“言文一致”所包含的声音中心主义又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对于书写语言的工具论理解，书写语言被认为是对声音的记录，而声音作为符号是对理智、精神或观念的更直接的呈现，但对声音的赋权却没有导致“内在性的发现”。作为书写语言的白话文仍然被看作是外在的表达工具，而没有渗透到作者的内在性之中，幻化为个人主体的内在声音，即鲁迅所说的“心声”。正是与个人主体性的疏离使清末白话文始终限制在狭隘的使用范围之内，未能发展为一种不仅被普遍使用并且还全面而深刻地介入现代个人主体性创造的书写语言。要等到下一个阶段，即五四新文学的时代，白话文才算初步完成了它所承担的这一历史任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