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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走过的每一步，都代表了一个时代，代表了这个时代的人们所能达到的认知水平。经过一版又一版的编纂修订，记录历史，传承文明，传播知识，显示了长久的生命力和特有的影响力。 陕西北路457号是一栋老建筑，历史剪影里不只有引人驻足的古藤香樟，还有让人敬仰的书生理想。60年前，毛主席来上海视察，已经退休的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舒新城向他提议修订《辞海》；两年后的春天，新成立的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从绍兴路搬了过来。从1965年的“未定稿”、“1979年版”到“2019年版”，“辞海”精神渐至丰满，于此安放，不同版本的编纂与修订都在努力呼应初版（1936年）的编辑大纲——“为辞书者，自当体察用者之需要，恰如其所需以予之”。 “《辞海》经过一版又一版的编纂修订，记录历史，传承文明，传播知识，显示了长久的生命力和特有的影响力。”在去年底的《大辞海》出版暨《辞海》出版80周年座谈会上，《大辞海》《辞海》主编、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至立指出，打造与维护《辞海》品牌的最基本要求是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辞海”精神、坚持尊重人才、坚持服务读者。 “现在通行的字典或词典中最完善的一部”——1936年版 第一版《辞海》的编纂设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以前的1915年，而从1928年起主持编纂工作的舒新城是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已故的周颂棣先生是《辞海》元老，他曾在文章中回忆，“1936年版”是这样编纂的——“在决定编纂以后的最初阶段，并没有做很多的工作，不过是把已经出版的《中华大字典》等书的词条加以剪贴，并从一些旧的字书、类书（例如《佩文韵府》）中选译一些词目，抄录下来，编成资料卡；这样的条目和资料卡大约有许多万条。至于工作开始走上正规，正式进行编写，是在舒新城先生接任主编以后。……舒新城分配给我做的工作很简单。他把当时美国出版的一部中型辞书（《林肯百科辞典》）交给我，要我把其中收入的外国人名（日本人名除外）逐条翻译出来，由他亲自审阅并经过选定后，就交给练习生把这些条目抄录下来，作为《辞海》的部分初稿（其中有些条目也同时收入《中华百科辞典》）。每天工作8小时（后来进中华书局编辑所，每天工作时间为6小时），大约翻译2000字至2500字。按条数计算，平均每天翻译十余条，每条200字左右。” 1930年，辞海编辑室撤销，并入上海的中华书局编辑所，舒新城任所长。日常事务繁杂、无法全力投入，他便邀请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沈朵山来沪负责《辞海》的后续编纂。除了增强编审力量、充实参考资料，沈朵山要求全体编辑人员阅读宋、元、明、清时期的小说和戏曲，同时指定专人坚持阅读最新出版的报刊图书，搜集流行词汇，做成资料卡片。据说沈朵山还给自己立了一条规矩：逐条审阅《辞海》收入的所有词条。后来几年，他都在忙着审稿，每天完成七八十个的词条。在周颂棣看来，当时的一些经验是非常可取的。一是包干制度，可以加强编辑的责任心，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二是各个有交叉关系的词目，凡是能够想到的，尽可能同时加以解决，以避免内容的互相矛盾或重复；三是让练习生查阅核对资料，减轻编辑人员的负担，加快编纂进度；四是辞书主编逐条审阅定稿，保证了体例与文字比较统一；五是与图书馆密切配合。 在“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中华书局实行停工与减薪，《辞海》的编纂进程受到影响，全部稿件直到1934年才最终敲定，比原先的计划晚了许多。鉴于当时的中日形势，有人提出将《辞海》拆分，例如《国语大辞典》《自然科学大辞典》等，并删去一些人名和地名，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舒新城明确反对：“即使中国亡了，关于历史上之名词也应存在，社会科学条目决不能取消。”后来又有人表示，类似于“塘沽协定”、“一二八之役”这样的敏感内容不能收。“《辞海》出版于今日，应是今日的东西。绝不能单提往事而不说今日之事，尤不能不提人人伤心之事。……我们与日人之观点不同，绝不能将日人的污蔑之词一一抄录，绝不能为本国增加罪名，替敌人造反证。措词虽可能为敌人所曲解，但中国之立场和观点却不可动摇。”舒新城的坚定与果敢让《辞海》留住了关乎民族气节的词条，也保全了一本优秀辞书的品格和尊严。 1936年上半年，《辞海》的编纂工作陆续完成，是年出版上册，1937年推出下册。尽管在时间上晚于《辞源》，但《辞海》（1936年版）借鉴吸收了前者的优点，收词、释义和体例均有精进，所以上市后备受认可。同在上海的《中国公论》评价道：“这部参考书从好几个方面来看，都说得上是后来居上。……要是给一般人通俗的参考而论，《辞海》的确可以说是现在通行的字典或词典中最完善的一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