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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带回的反馈是，“反应很好，评价很高”——“未定稿” 《辞海》一出版就“后来居上”，但舒新城清楚地意识到，这项工作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就是要和《辞源》竞争，“其他都可以由主编和编辑人员按照自己的意见行事”。1957年，毛主席将修订《辞海》的任务交给上海，舒新城的设想是在上一版的基础上进行“剃、梳、篦、增”，使得《辞海》成为“一部单字、语词、百科术语兼备而又以百科为主的综合性辞书”，并强调在修订过程中“时时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 独立运作的辞海编辑所面临人手不够的难题，远远达不到“百名干部”的要求。《重编〈辞海〉计划》提出“依靠全国学术界的合作”，除了发动上海本地的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辞海编辑所还在南京、杭州等地挑选具备相关领域专业知识的作者。不过，在“大跃进”浪潮的裹挟下，按部就班的《辞海》修订转向了“多快好省”，而人人参与、盲目求快的冒进做法最终导致了稿件质量的严重下滑，甚至有的学科条目被写成了批判文章。 1960年，舒新城身患肠癌在华东医院去世，辞海编辑所的领导工作由杭苇和罗竹风牵头。“很快地纠正了把‘大跃进’的一套办法搬用到《辞海》修订工作中来的错误，从而初步摸索到辞书编写的规律，明确了《辞海》的性质和任务，及时地提出了‘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在初稿审查会议上，又提出‘正面性、知识性、稳定性’，作为编写的指导方针。”罗竹风在《〈辞海〉是怎样修订的？》一文中称当时“走过一段弯曲的道路”：“由于清规戒律很多，有的禁区甚至是万万碰不得的，因而等于带上脚镣跳舞，不能旋转自如。有时不可能从实际出发，戴帽子、贴标签、含糊其辞、不敢画龙点睛的事情还不算少。特别是人物评价问题，李秀成、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成了难题。” 人事方面，经编委们的商议和推荐，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被上海市委聘为主任委员，自1961年起继任《辞海》总主编。“我们的编法是新的，是前无古人的，因此各项工作都得学习起来。”他主持制定了辞海编委会的规章制度，研究辞书 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如何解决交叉、通读、发稿、附录以及插图等具体问题。为了充实辞海编委会的力量，陈望道将外地一批参与《辞海》修订的权威专家和学者增聘为编委，建立主编负责制——总主编对全书负总责，副总主编对分工主管的学科负责，各分科主编对本学科的各项工作负责。 1961年，《辞海》（试行本）陆续出了16本分册，辞海编辑所派出工作组赴各地征求学术界的意见。次年8月，“试行本”进入修改阶段，编印了60册内部使用的试排本，每个条目前都注有主稿和会稿的学科代号，以便处理交叉问题。据初步统计，这是在《辞海》（1989年版）面世前收词最多、内容最为丰富的一个稿本。1963年夏天，试排本基本改定，等待少数政治性条目的审查，在严峻形势下，有关方面决定《辞海》先以“未定稿”名义出版。后来编委会又召开定稿复查会议，被迫站在“左”的立场进行大量删改。1965年4月，历时8年编纂的“未定稿”上下卷出版，全书收词98000条，样书在第一时间被送往上海和中央各部门。杭苇从北京带回的反馈是，“反应很好，评价很高”，但仅仅几个月后，《辞海》就被定性为“毒草”——“字字都是黑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