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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承担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思想解放动员任务——1979年版 《辞海》（未定稿）的编纂修订不可避免地受到“文革”阴影的笼罩，直到周恩来总理下达了再次修订的指示。1972年，在《关于修订〈辞海〉的报告》通过后，上海人民出版社组建了辞海编辑室，成员主要来自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人民出版社辞典编辑室等，同时工宣队与军宣队也一并进驻。除了出版一册不涉及政治内容的《辞海·生物分册》（1975年）外，辞海编辑室在“文革”结束前的主要工作是批判和再批判，也就谈不上什么有价值的出版成果。 1978年1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改名上海辞书出版社（下称辞书社），社长束纫秋邀请夏征农担任《辞海》新主编，理由是这位老领导思想解放、放得开手脚，也压得住台。在准备编纂《辞海》（1979年版）时，大家碰到了一个现实问题，选择以哪个版本为基础——1965年的“未定稿”还是“文革”中的“修订稿”？夏征农的态度很明确：“修订稿”是极左路线的产物，应该采用“未定稿”。但是如何处理“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及与国民党、台湾有关的词条？“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夏征农带头对辞书社副总编辑巢峰起草的《〈辞海〉处理稿件的几点具体意见》表了态：“如果有错误，我这个主编负责。” 重新打造的编纂团队可谓群星闪耀，郭绍虞、朱东润、钱仲联、冯契、周予同、周谷城、谭其骧、李春芬、夏鼐、顾廷龙、费孝通、钱伟长、苏步青、李国豪、谈家桢、谢希德、俞振飞、裘沛然……几乎所有学科门类的顶尖专家都被邀来参与工作，贡献自己的劳动与智慧，如此强大的资源调配放在今日来看是不可想象的。为了顺利完成中央和上海交给的任务，也为了满足人民压抑已久的知识需求，辞书社向人民社、科技社、文艺社等兄弟单位借调编辑和校对人员，夜以继日、埋头苦干，终于赶在国庆30周年前夕出版了《辞海》（1979年版）三卷本，总条目106578个，共计1300余万字。激动之余，有人填词一阙：“引名言，文章立；天下事，皆罗列；知识库，海中觅。赖中央领导，四方同力。祖国专家齐献宝，友邦名士争先阅。看洛阳纸贵，乘风行，飞南北。” 《辞海》（1979年版）的历史意义在于，客观上承担了改革开放初期所需要的思想解放动员任务，同时为今后的编纂积累了宝贵经验，比如既收单字、语词又收百科词条，培养比较稳定的作者和编辑队伍等。1981年1月，在一次主编会议上，夏征农与编委会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共识，即未来的《辞海》确定“十年一修”，这是中国大型辞书的首创。“《辞海》是一部综合性的工具书，在编纂过程中有个吐故纳新的问题。什么词汇已经过时了，不适用了，大家不会去用，就可以去掉；有些新出现的词汇要收进去。吐故纳新，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对于夏征农的这些观点，巢峰后来在《巢峰辞书学论稿》一书中作了进一步阐释：“大型辞书如果不加修订，就会逐渐丧失生命力。为什么1936年出版的旧《辞海》在解放后会失去使用价值，就是因为中国和世界、科学与文化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为什么1979年版《辞海》也要修订，一来它是以1965年的‘未定稿’为基础，而‘未定稿’成稿于20世纪60年代初，到80年代已有二十余年，有些学科不成体系，一部分百科内容，大大落后于时代现状；二是定稿时刚开始拨乱反正，虽然纠正了许多‘左’的东西，但终因没有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而许多冤假错案尚未平反，必然留下‘左’的时代烙印，只有隔一定时间修订一次，保证它的科学性、知识性，才能不断适应读者的需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