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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治经济博弈的效果 作为中日民间经济外交手段的“抵制”与“反抵制”运动，实际是中日双方商人团体及其政府间的一场博弈斗争。欲考察这场博弈斗争的效果，需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作为民间外交所具备的政治效果，另一方面是作为民间外交所具备的经济效果。 政治博弈方面，日领事曾于4月下旬要求将取缔抵制日货方针“除分行各区警察署外，相应函至贵商会查照”。(34)因当时北洋政府对于民间经济外交运动尚持支持的态度，对日领事的要求没有给予回复。5月12日，日驻华公使吉田正式向中国外交部提出照会，提出对排日运动“严加取缔”和“损害赔偿”。(35)5月下旬，日驻华大使饬令驻沪总领事设法向各国领事及中国政府，要求严厉取缔排日运动及抵制日货等，并要求将宣传排日运动之公司团体一律发封。(36)6月15日，吉田再次照会外交部，“若地方官之取缔依然缺乏诚意，致难期日本侨民生命财产之安全时，日本当执临机适当之处置。”(37)8月6日，芳泽公使提出正式照会：“如政府屈从其请，彼则成我政府，否则将出以所谓自己的手段，藉以表示否认我政府之意”。(38) 在日本政府及日本商人团体“反抵制”的紧逼之下，北洋政府对抵制日货的态度由开始的支持、默许转化到压制，最终至取缔。运动初期，顾维钧外交总长表示，旅大问题日政府若肯让步，则风潮不禁自消。5月12日，吉田与北洋政府交涉后，外交部要求内务部“察核办理”，内务部“密行各省区暨京召尹、京师警察厅转伤所属，对于此项情事，随时劝戒防范”。(39)长沙事件后日本增派军舰来华时，外交部再次致内务部“知照各省区地方军民长官，加意维持秩序，并劝阻排日举动，以免国际纠纷”。(40) 在政府施压以及在华日本商人团体的分化瓦解之下，商会的抵货态度也日趋软弱。7月24日，中日实业界代表第一次会谈，日方称“中日两国无论有何问题，均可研究”。(41)8月1日，卞月庭代表商界希望日本商界促进日本政府“变更对华方针”，同时呼吁中方“停止对日不良举动”。日方代表对此表示赞同。(42)8月20日的中日国民大会上，卞月庭“恳请贵国诸大绅商转请贵政府变更其侵略之政策，同人亦当劝告弊国民取消抵制行动”。(43)9月1日的第二次中日恳亲会，双方与会代表又有增加，但是，当时的舆论认为“于我国无丝毫之利，而与日本有莫大之益，抵制缓和，此会之大功也”。(44) 经几次中日恳谈会，日方认为“伴随双方交流的加深，当地报纸上的过激论调踪迹消失”，而最令人欣喜的是，“因日中恳谈大会的召开，有望建立一个以商业会议所和总商会为主导的由日中各界精英组成的日中联合会。”(45) 由于日本商人团体通过与日本政府加强联系，使得民意得以传达，再经由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转化成中国政府的外交压力，传达到中国商人团体，最终转化为抵制日货运动被取缔。可见，中日双方的这场博弈，在官府的压制以及商会的妥协之下，抵制日货运动正式被取消，此次运动并没有实现预期所要达到的政治效果。 经济博弈方面，可以结合中日两国的贸易数据进行分析。从图1可知，在抵货运动进行中的1923年5月至8月，日本对华出口额不仅明显低于同年其他月份，比1922年同期也大有降低，仅为1922年同期值的60%左右，其他月份均高于70%以上，1月份还超出了1922年同期值约9.3%的比例。即日本对华出口减少的起止时间与抵货运动的兴衰轨迹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总量变化来看，1923年的日本对华出口总值为310213千日元，1922年的对华出口总值为380644千日元。总值减少了70431千日元。同比减少了18.5%。  图1 1922年和1923年日本对华出口比较(单位：千日元) 资料来源：根据菊池贵晴：《中国民族运动の基本构造—对外ボイコツト运动の研究》，汲古书院1974年版，第219页，笔者作成。 图2是运用中国统计数据分析的结果。自1923年1月至4月，日本对华出口呈渐增趋势。5月以后出现逐步减退之势。自6月至7月抵制风潮最盛时，减少也最为明显，7月降为全年的最低点。 从图1和图2来看，虽然两者的统计数据并非完全一致，但两者显示的抵货期间日本对华出口减少的趋势基本吻合。即抵制日货运动减少了日本对华出口，对日本贸易确有影响。  图2 1923年日本对华进出口月别情况表(单位：千日元) 资料来源：子明：《日本去年之对华贸易观》，《银行周报》1924年第7期，第24页，笔者作成。 注：1922年对华出口及进口分别为333520千日元，186344千日元。 那么抵货运动给日本贸易带来了多大的经济影响，需分析日本对华出口额在其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的情况。根据《中日贸易统计》的数据，1922年和1923年日本对华出口额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4.74%和13.9%，降幅仅为0.84%，影响并不大。 再根据另一组数据对日本对华贸易的情况进行分析。从表1的数据1来看，1923年日本对华出口额比1922年减少17562150海关两，减少了7.56%。从数据2来看，1923年日本对华出口额比1922年减少20402591海关两，减少了8.82%。此分析结果与图1和图2相比较，差距较大。为进一步确认，需要从中国的进口总额进行分析，减幅仅为2.29%。可见，日本对华出口额在中国进口总额中减少的份额在2.29%以内。  为统一对比口径，将上述数据按照当年海关两与日元的比率进行换算。从表2可知，1923年比1922年日货对华出口额分别减少49535.09千日元和54088.08千日元。即抵制日货运动以及因其他原因所造成的日本对华出口额的减少是在54088.08千日元以内。若进行人均计算的话，人均减少额仅在0.12日元及0.14日元之间。 抵制日货运动虽使日本对华出口有所减少，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日本的对华经济利益，但并不像舆论所宣称的从根本上动摇了日本的经济基础。再因抵制日货运动遭到中国政府以及日本朝野上下的种种反抵制，最终被取缔。此次运动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和政治效果，但是在这种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商人团体通过自身的经济外交行为，使维护国家主权、关心民族利益和国民权利的民间经济外交手段得到了发展，作为政府外交的补充力量，对反对政治经济侵略给予了积极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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