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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与现代中国的激进主义等问题展开讨论，有人将激进主义的源头归于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传统”，认为五四激进的反传统、启蒙思想及随后的暴力革命，造成了中国传统的“断裂”。前不久有的学术刊物还发表长文，立论明显偏颇。笔者以为，为了否定“革命”的合理性，将激进主义归咎于新文化运动而否定其启蒙价值是值得商榷的，必须依据客观历史事实加以辨明。 批判儒学不等于“全盘性的反传统” 有人指责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源头，认为新文化运动中的激进主义“完全否定传统学术的价值”，采取了“全盘否定传统的激进态度”。这种指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误解。 首先，新文化运动将矛头对准传统儒学，有着充分的合理性。陈独秀等人从袁世凯、张勋两次复辟帝制都提倡儒学的事实中断定：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在旧伦理、旧教育、旧思想、旧文学充斥的国度里是难以建立共和政体的。故中国问题之根本解决必须从思想入手：“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只有伦理觉悟才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只有进行思想启蒙，唤醒被儒家伦理禁锢的民众，才能奠定共和之思想基础。 其次，新文化运动确实将矛头对准传统儒学，但并未指向中国全部传统文化。陈独秀等人认识到，儒学是“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其所提倡之道德是封建时代之道德，所提倡之礼教是封建时代之礼教，这些均不适应现代生活，严重阻碍着社会的前行。所以，新文化运动将矛头直指以“尊君”为中心的专制主义和以“三纲”为中心的封建礼教，着力批判君主专制主义、“吃人”礼教、家庭制度等，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 再次，新文化运动对儒学进行批判之时，肯定了孔子及儒学的历史价值。陈独秀在与吴虞、常乃德等人的通信中，反复阐述批儒的理由和意图：“我们反对孔教，并不是反对孔子个人，也不是说他在古代社会无价值。”他强调：“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陈独秀肯定孔子的思想价值在于对宗教所持的理性态度：“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故批儒主要是针对以“三纲”为中心的传统道德在现代社会中起的消极作用，而对孔子及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和作用则是肯定的。这些看法代表了新文化运动对孔子及儒学的总体态度。正因陈独秀等人并不全盘否定孔子和儒学，故并不赞同新文化阵营中那些过分偏激的意见。 钱玄同提出了废孔学、废汉文、灭道教等过激主张，陈独秀对此虽表理解但并不予支持，而是公开声明：“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批儒，只是一种输入西方近代思想的策略而已。对陈独秀“不得不反对”儒学的态度，连当时提倡儒家文化复兴的梁漱溟也深表理解：“从前的人虽想采用西方化，而对于自己根本的文化没有下彻底的攻击。陈先生他们几位的见解，实在见得很到，我们可以说是对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