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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作为书画艺术的创作主体，书画家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会受到所生活地区地域文化的影响，因此不同地区书画家群体之艺术理念及处事态度自然也不尽相同。清末民初，在重视传统的北京，旧的审美标准尚未退去，使得书画家的主观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书画家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故而在鬻艺时态度较为随意，往往只选择自己擅长的门类创作，常有鄙薄市场的言行。而在上海，审美标准变换较快，不同风格的艺术作品均能获得市场空间，且书画家多为职业艺人，他们对待鬻艺事务和市场的态度较为积极，为迎合公众需求往往无所不画，这种现象正是地域文化差异作用的结果。当我们明晰了艺术之于生活的外化表现，便能从地域差异的探讨中管窥整个时代与世风的变迁。 关 键 词：清末民初 书画市场 地域文化 标题注释：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中国艺术与中国精神研究”(2016ZDIXM028)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晚明书画消费与文人生活”(16BA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陶小军，南京艺术学院文化产业学院副研究员。江苏 南京 210009 一、京沪两地书画家身份认同之对比 艺术是时代的艺术，同时也是地域的艺术。“在其涉及的知识背景未被知晓时，画作本身便是理解与深化语言的催化剂”。[1]在大方向上，它受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程度所影响。而与此同时，它又无时无刻不受到地域文化的制约，这种制约从它诞生起就已注入它的基因，决定了它的独特个性。“作品来自艺术家的活动，是通过艺术家的活动而产生的”。[2]另外，“文化在与人的结合中，渗透于人生、人心的各个角落，渗透于衣食住行的各种生活方式之中，渗透于好恶取舍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所谓渗透，必然具有浓淡、深浅、迟速的差异和渗透方向的不同，因而出现文化的层面性、地域性和文化取向的差异性。在封闭的时代，转折的时代，多种异质文化交错的时代，这一点显得尤为明显”。[3] 清末民初时期正是这样一个“转折的时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北京与上海两地的地域文化特征被凸显出来，形成了两套不同的地域文化系统，即京派文化与海派文化。“所谓京派的，自然是在他们的根据地北平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作风。而所谓海派的，也自然就是由于上海的社会条件所造成的了。”[4]二者之差异“及于衣食住行，及于思维取向和行为方式”。[5]于是自然而然的，“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的巨大反差，它们在中西文化撞击时采取的不同姿态、方式和速度，以及由此所提供的人文地理学和地域文化学的信息，深刻地影响了北京和上海的文学艺术形态。换言之，京沪两地的不同文化形态，成了京派和海派的母体。”[6]清末民初，京沪两地的书画市场涌现出了诸多成功的书画家，他们的艺术风格和对待书画市场的态度也同样受到地域文化背景的深刻影响而各具特色。为了方便比较，笔者从京沪两地影响力较大的书画家中各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十位作为样本，见表1、表2。  通过列表，很容易发现清末民初北京、上海两地的书画家在个人身份上有巨大差异。作为文化都市的北京，尽管之前在此定都的封建王朝已经覆灭，但重视文治的传统仍然存在，社会环境能够为文人提供各种各样的职业选择，甚至包括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因此书画家往往能找到不同的工作，以解决求生问题。相比之下，书画家的身份倒像是副业了，而真正意义上纯粹靠鬻艺为生的职业书画家很少。正如鲁迅所说：“在北平的学者文人们，又大抵有着讲师或教授的本业，论理，研究或创作的环境”，而这一点“实在是比‘海派’来的优越”。[7]作为新兴的商业都市，上海对于文化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北京，物价也颇高，对于文人来说，除非投身商海，否则要在此安身立命是极为不易的。“文人在上海，上海社会的支持生活的困难，自然不能不影响到文人，于是在上海的文人，也像其他各种人一样，要钱。再一层，在上海的文人不容易找副业(也许应该说‘正业’)，不但教授没份，甚至连起码的事情都不容易找，于是上海的文人更迫的要钱。”[8]上海的书画家极少有像王一亭这样拥有多重身份的，几乎清一色的是职业画家。即便是像吴湖帆这样的名门之后，也免不了要以鬻艺为主业养家糊口。正是这种在身份境遇上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两地书画家对待艺术创作也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态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