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京沪两地书画家经济观念之差异 由于京派书画家们多数不以鬻艺为主业，所以他们对待市场的态度往往并不十分认真，对消费者的喜好多充耳不闻，有些甚至毫不掩饰对世俗趣味的鄙视态度，如余绍宋曾在日记中记道： 发奋作画了债，凡成四尺屏四幅。海上卖人来求者。余最不喜作四屏，因其为俗格，且必画四时尤为讨厌，画兴被拘束那得佳作。不限时日积久凑成尚可观。必一时成之直是画匠流品矣。[27]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京派画家对于润例制度也没有严格的执行。如黄宾虹就曾说：“若豪华显贵之家，自应依润例取资；而文人画友，遂不必斤斤于锱铢可也。”[28]而事实上，他所做的可能更为开明，“凡外界求画，不论是否相识与有无润金，一律慨结墨缘，因之，彼之作品，流传较多。”[29]无独有偶，陈巨来也曾记有一则溥心畬赠画的有趣故事： 吾在北京时，常常见到溥氏如有友人过访，谈得高兴时，即挥写书画以赠。他的如夫人总像三国时刘表夫人蔡氏，在屏后窃听，如见友人有携画而去者，她辄自后门而出，追而问之：“先生，你手中二爷的画，付过润资吧。”答是送的呀，即向索回，曰：“那不兴，拿润资来取画。”[30] 溥心畬是恭亲王后裔，他虽以卖画为生，但润例制定的价格较高。当然，溥心畬多数时候不必自己卖画，“后来需要钱用时，北京荣宝斋和几家著名的南纸店，就会替他招徕收藏者，奉上笔润。”[31]显然在这里，他没有把润例当一回事，而相比之下，他的夫人对于市场严肃性的认识倒是颇为深刻。然而在上海，书画家对于市场则完全是另一番态度了，在艺术上，他们甚至不惜放弃文人画淡雅清新的审美标准，“为迎合世俗所好，用色绚丽灿烂”，以图“在艳裹浓装里呈现他的艺术特色”。[32]更加夸张的是，对于日常生活起居，他们也做了适应市场的规划。在古代，文人一般都选择远离闹市而居，仿效古代高人雅士过隐居式的生活，但从晚清开始，上海的职业书画家们便开始纷纷选择在城市中的繁华地段居住： 张熊居住福州路第一楼隔壁，杨伯润居住新北市口，王冶梅居住南京路江西路口，胡铁梅居住三洋泾桥怀德里，卫铸生居住南京路德仁里，陈曼寿居住西圣街头，后居住吉祥街，就连任伯年也不知不觉迁居到城西北租界和居住在西兴圣街的陆曼寿“邻里相望”了，皆为商业兴盛之地。[33] 这种“有意与闹市毗邻”的做法其实“无非图与笺扇店和顾客联络方便罢了”。[34]对于推广和宣传自己的艺术的机会，海派书画家则更是不会轻易放过，如“姚虞琴善画兰，任何人请求，无不应酬。任何画展，请彼加入，无不参加”。[35]就连像吴昌硕、王一亭这样的大家也常常在书画社当众挥毫，以图宣传效果。[36]可见海派书画家对于市场重视程度之高，经济意识之强。 五、结语：地域文化与书画市场 清末民初京沪两地书画市场仍处于社会历史大背景的整体影响之下，这使得它们的文脉精神又同时具有某种微妙的联系。即便在同一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程度以及社会精神面貌也不尽相同，清末民初处于传统和现代矛盾冲突之下的地方文化界也在中央政府尚缺乏足够的统括能力时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貌，书画市场自然也受到这一时代特质的影响。 由于地域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京沪两地书画市场的个性特征非常鲜明。北京地区受传统文化影响较深，不肯轻易抛弃传统的价值观念，而上海地区则受商业文化的影响较深，书画市场呈现出更加活跃的面貌。除此之外，京派、海派书画家的生活状态、书画面貌、艺术理念及处事态度上均有着极大的不同。总体来看，京派书画家创作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更强，而海派书画家创作受社会与市场的影响则更大，因而北京书画市场呈现出缓慢而安逸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上海地区书画家积极主动的状态，北京书画家显得相对含蓄。另一方面，从京沪两地的时代风格分析，北京地区的书画艺术是在传统文化的把控中继续生长的，而上海受到外来文化和商业文明的双重影响，在书画市场中呈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和好奇心，这也造就了海派市场的繁华。两地的文化具有代表意义，是清末民初中国书画市场的两个历史缩影，通过对这一差异及其原因的探讨，有助于从整体面貌上来把握清末民初书画市场的实际发展状况，对于研究地域文化对书画艺术发展的影响，也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