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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济医馆与上海社会政治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其创设初期便带有强烈的社会和世俗特质。而近代医院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和人道主义精神也在仁济医馆得到充分体现。正是这些因素决定了仁济医馆在19世纪的上海创建了一个只属于仁济医馆的模式，即医院-社会-病人的医患关系。 1844年2月18日，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雒颉（William Lokhart,1811—1896）在上海大东门租借的一所民居底楼中接待了第一位上海病人，是为沪上西医诊所的开端，称为“施医院”。至4月30日的三个月内，雒颉共医治病人3764人次。5月，雒颉将他的医疗活动移至小南门外，另租借一所可安放三十张病床、有五间住院病房的建筑。至1845年底，“施医院”接待病人已超过19000人次，甚至有远从崇明岛过来的病人。1846年2月，雒颉考虑在上海建造一所医院，他说服居住在上海的三位英国商人与他共同组成医院保产委员会，共筹得银两238147。1846年12月，医馆建筑落成，“施医馆”更名为“仁济医馆”，英文定名为 “The Chinese Hospital”，仁济医馆之前没有英文名，在传教士医学报告或是媒体报道中一直称为“Hospital at Shanghai”。 仁济医馆是上海第一所西式医院，也让上海百姓第一次接触到西方医学。在这家医院，无论是医生治病的方法和手段，还是医生与病人相处的关系，都表现出与中国传统医家截然不同的方式。伦敦会教会档案、仁济医馆的医学报告、同时期的中英文报刊、笔记和小说，是重现仁济医馆创始初期的治病场景，及其在上海市民心目中形象的基本素材。翻阅这些资料，可探讨在19世纪华洋杂处的上海，仁济医馆是如何营造麦家圈医疗文化，进而创建新型而现代的医患关系模式。 “功高卢扁”：市民眼中的仁济医生 1864年深秋的某天，宝山县商人顾曰智带着一群人，肩扛着一块题有《功高卢扁》的匾来到仁济医馆，匾额的题记描述了顾曰智在仁济医馆求医的经过： 同治三年甲子（1864）秋仲，偶患肝疯致口眼欹斜，蒙黄春甫先生转挽，韩雅各先生医治得以痊愈。先生心存济世，坚不受谢，因撰句以颜其室，用志高谊于勿谖云。 当日，顾曰智还附赠医馆四头猪、一只肥羊和六张病床。 匾额受赠者韩雅各（James Henderson，1829—1865 ），英国人，上海仁济医馆医生兼负责人，他花两个星期治愈了顾曰智的口眼欹斜之面部偏瘫疾患。来中国前，韩雅各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和英国皇家外科学院接受完整的近代医学教育，他曾表示“我从未浪费一天时间，我每天穿梭在医院、图书和解剖室之间”。求学期间，韩雅各加入爱丁堡医学传教会（The 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 Society），立志当一名医学传教士。他利用休息时间，去医院治疗病人或去城市济贫院照顾穷人。1860年3月23日，韩雅各与太太由英国伦敦会派遣抵达上海，负责上海仁济医馆。 匾上提到的另一人物黄春甫，是仁济医馆的华人医生，也是上海第一位华人西医。1854年入馆学习医学，初跟随雒颉学习，后协助仁济医馆第二任馆长合信（Benjamin Hobson，1816—1873）工作，合信称黄春甫是“非常踏实而优秀的青年”。1860年韩雅各接管仁济医馆时，黄春甫已能独立治疗病人。 向医院赠送匾额以表彰医生的功绩，是中国传统对医生医术和道德行为认可的主要方式。病人往往会选用昂贵材料，比如金丝楠木，并请名人题写书法，无形中赋予匾额特殊的收藏价值，这是病家向医生表示酬谢的另一方式，以补偿“坚不受谢”之医院的花费。仁济医馆开设初期，雒颉就收到过类似匾额。1862年，韩雅各和黄春甫因亲临病人戴以恒寓所“精心调治”而获赠 《悉人如已》之匾。同年，清骑兵马天魁在与小刀会战争中胫骨受弹骨折，在仁济医馆经黄春甫治疗一月余，痊愈后赠黄春甫《功赞耶稣》匾。 1876年5月27日，一顾姓病人登《申报》致谢仁济 医馆为其割去面部毒瘤，黄春甫获“扁鹊再世，华医复生”之赞誉。 但是这样的方式，在华西医并不认同。按西方医生的职业操守和规范，首先需以医学院毕业证书证明自己经过良好的医学训练，完成一个医学生必须经受的培训；其次，以医生资格证书为准绳，表明自己有行医资格，因此通常在西式医院墙面上悬挂的是两张资格证书。于是，传教医生对中国病人馈赠的匾额，往往会表示不理解。有些医生在知晓了匾额的无形价值后，甚至会转手卖给中国人，换取资金建设医院，添置必要的医疗仪器。 其实，韩雅各并没有搞清楚匾上所表述的意思，他甚至将“卢扁”视作两位中国古代名医。正如韩雅各不知道扁鹊是谁，顾曰智也不明白外国医生是用何种神奇之术治疗好他眼斜偏瘫之疾患的。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早期华人病家与西医之交往中。在中国人看来，西医“可转移造化耳之聋者，可治之聪，牙之缺都补之全”，但关于眼睛出现的近视与老花现象，“遍询西医，卒不得其道，中国医生更无论矣”。《申报》曾就此问题求教仁济医馆黄春甫，给公众一个解释。在《申报》看来，黄春甫 “精于泰西医理，在仁济医院行其道，活人无算”，相信他可介绍西医的独特功效，座谈中西医理之不同。然而，学徒身份的黄春甫，并没有可能掌握全面的西医知识，自然解释不出个所以然。 但这并不影响仁济医馆在上海的声誉，王韬是这样描述的：“施医院即今仁济医馆也，与墨海毗连，专治华人疾病，主其事者为西医雒颉，称刀圭精手。”旅沪杭州人葛元煦在租界居住多年，人称为“老租界”，1876年出版《沪游杂记》，在这本“可作游沪者之指南针”小册子中说，“仁济医馆，断肢能续小神通，三指回春恐未工，傥使华佗生此日，不嫌劈脑治头风”。不仅如此，“洋人设仁济医馆，以外国法治病，伤科尤妙，设馆以来活人无算” 。 1873年3月13日， 《申报》以“恨病自戕”为题报道仁济医馆一病人因病痛不堪而在医院自杀，并借题发挥： 仁济医馆之病房窄而不甚清洁，其秽蒸气味果属难受。即气壮者探望病人而闻之已不堪受，何况病人乎？西人与凡爱清洁，即监狱亦非常清洁，为何独区区病房至于若此。 仁济医馆病房究竟怎样？19世纪流行沪上的市民小说《海上花列传》中有多处提到仁济医馆，作者甚至借小说人物赵善卿的身份，进入仁济医馆，一窥其病房内幕： 推开一扇屏门进去，乃是绝大一间外国房子，两行排着七八张铁床，横七竖八睡着几个病人，把洋纱帐子四面撩起，掼在床顶，赵朴斋却在靠里一张床上包着头络，著手盘膝而坐。 高大宽畅，通气透风，医生可一览无余观察病人的仁济医馆之大病房是当时上海西式医院的景观之一。无论在游客眼中，还是上海市民心中，仁济医馆无疑是19世纪上海的一张名片，是展现新上海洋场世界的重要地标，也是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在另一方面，迟至19世纪80年代末期，西方医家和中方病家还不能正确理解对方的意思和思想。那么，医生与病家是如何沟通，仁济医馆又是如何处理医院与社会、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呢？王韬说仁济医馆“活人无算”，如果，病人在仁济医馆死了，那又怎么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