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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施种牛痘、宣传禁烟、治疗霍乱 自1845年起，仁济医馆免费为上海市民施种牛痘， 1845到 1868年间，共计为5125人施种。在仁济医馆影响下： 近来中国官员，颇信牛痘之大有益也，于城内邑庙后之豫园中，设立一局，施种，系华医黄春甫君独肩其任。去岁小孩种牛痘者一千五百六十三人数。日前有一日午后，来小孩求种者一百数十人名之多…… 1868年，医馆委派黄春甫为上海道台所设牛痘局工作。黄春甫逢一、三、五、六到牛痘局为上海及邻近地区的孩童种牛痘，同时他还编写种痘事项，印发传单给上海居民，说明（1）牛痘比中国传统人痘简易安全有效；（2）孩童种痘后的护理注意事项；（3）上海道台鼓励种痘的措施：“道宪爱民如子，体恤情殷，凡种痘日给钱一百文买物助浆，第八日复看，再给钱二百文为调养之费。”这项历时几十年的工作，黄春甫分文不取，完全是义务性工作。1877年，英界工部局在《申报》刊登《召种牛痘示》，指定仁济医馆为其施种局。 1878年正月二十八日，医馆赞医生（James Johnston）邀请居沪西绅商在医馆开会 ，报告1877年仁济医馆工作情况，该年在城里种痘人数3833，在城外种痘人数5000，赞医生转告西人 “施种牛痘，华人深信其有益故”。 面向社会免费施种牛痘， 在19世纪的中国，并不只是由教会医院或西式医院单独承担的社会责任，担当这份社会道义的往往是西式医院中的中国医生和中国的地方绅士。仁济医馆因有黄春甫而在这方面表现得犹为出色，既能服务于上海道台，又服从英租界的示谕。 仁济医馆最常见的病人是鸦片患者。1872年“来馆有服生鸦片烟求救者共四十四人，救活者三十四人，不及救治者十人”， 有些人吞鸦片自杀，被送至仁济医馆“因不信西医不肯用西药，乃不治”。 1875年黄春甫救治由巡捕房送来的鸦片自杀病人。《海上花列传》里有同样的故事：阿珠吞食鸦片自杀，妓院“唤个相帮，速往仁济医馆计讨取药水”，因为“仁济医馆有西医急救之方”。媒体评论道：“沪上救治吞服生烟之法，当推仁济医馆为第一。” 自19世纪80年代起，英国在华传教士深以为英国由印度输入鸦片，是流毒中国，违背国际公法，以此为耻，设会讨论劝阻英国政府禁止鸦片输入中国。仁济医馆在医治抢救鸦片病人之际，亦思考如何与中国官员合作禁烟，郑观应之“禁烟”一文即谈到：“仁济医院总理慕维廉到招商局与余一谈，问有无良策。” 仁济医馆是上海第一家西式医院，大病房之医院的概念、医生的诊断方法、治疗手段，以及所使用的仪器，都会引发市民好奇和媒体关注。但是仁济医馆在建立医院的社会责任、处理医生与患者关系方面所表现的特色，却超越了市民的想象。每年夏秋之际都是霍乱肆虐的危险时期，感染的病人死亡率极大。常人恐避之不及，上海居然会有一家医院主动登报请求重症传染病者来院治疗，态度诚恳殷切。1886年9月11日，仁济医馆黄春甫致信《申报》： 目前吊脚痧伤人殊甚，日有死亡。如有此症，务将病人赶紧送至敝医馆医治，或可挽回。不拘何时，均可送来，无不归收养，为救治也。 1888年 8月 9日，《申报》“仁济医馆来信”： 霍乱之症，每起于夏秋之际，医治稍缓，势必无救，甚可悯也。现悉本埠业已起是症，敝馆向有灵妙药饵，历年以来试之甚效，危而转安者，质属甚众，故用敢自信。如患此当事者，不论何时，宜速送来医治，毋犹豫不决，以致自俁，况敝馆为救治起见，凡来就，不取分文，实可谅。并新闻报诸君，更相传布是幸。 1891年8月1日仁济医馆再次在《申报》发公告： 沪上痧症盛于夏秋炎间，其名不一，惟霍乱吐泻一症为最险，医治稍缓即成不救。往岁曾经登报，有患斯症者即送本馆施救。如病家不愿送而请往治，独不知斯症用药既非一味，本馆势不能尽数移往即服药，时刻亦不容稍有差错，或增或减必须察看病象，然后施治，若仅给药，教令依法服治，无论其法未便谬执。且有病之家人，心皇急断，不能如本馆之留心，察看从容施救。设有错误，转致贻害。此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是也。如其送馆医治，不敢谓自有起死回生之力，但吾尽心，未必十无一得，每有不愿送馆，卒至不救者。闻殊恻然不惴冒味再登报，奉劝如有患此症者，无论深夜速将病人送馆，无不竭尽心力，代为医治，分文不取，切勿锋犹豫自误，并望阅报诸君，互相传播为辛辛——上海麦家圈仁济医馆启。 仁济医馆劝请市民来医院治疗霍乱的广告一年大似一年，语气愈年诚恳急切，由最初的不取分文，到1891年的恳求奉劝，甚至表明“如有患此症者，无论深夜速将病人送馆，无不竭尽心力”，还希望“阅报诸君，互相传播为辛辛”。 仁济医馆由种牛痘、禁烟宣传到霍乱广告，无一不是动用社会力量和媒体资源，让医学信息越出医院狭隘封闭的空间，投射到社会，让医学和公共卫生意识渗透到民间普遍人家。医生走向病人，走向公众，这样便构建起一种新型而近代的医患关系：医生-社会-病人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