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业公正：官方救治和司法检验机构 1868年，清政府与英、美驻沪领事议订《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在租界设会审公廨，受理租界内除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之侨民为被告以外的一切案件。1869年，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公廨成立，简称“会审公廨”。由《申报》几乎每天都有的公开报道可以判断，在英租界的病者、伤者乃至尸体验查工作，会审公廨、巡捕房都会委托仁济医馆处理治疗、验伤或验尸。而在虹口地区则委托同仁医院处理。1866年，仁济医馆保产委员会将医馆由伦敦会医生经营改为上海的社区医生经营。这就意味着1866年之后，仁济医馆不再是一所教会医院，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服务于市民的社区医疗机构。 1872年5月 25日，《申报》报道一刘姓老妇被英国人的马车撞伤，由巡捕房陈公将其送“仁济医馆救治，可保残生”，陈公考虑到刘老太之子为帮佣工，“无力延请名医，令其前往医馆侍奉，俟伤者能否痊愈，再行定谳”。无论事件大小，凡涉及伤者，一律送仁济医馆。像日常无处不在的民事小纠纷，在马路上吵架、在家里打架、马车撞人、盗偷、诈骗、诬陷、妓女纠纷、火灾、疯子投水、想不通吞食鸦片自杀等，涉及伤案或死案，巡捕房无法判断，便送至仁济医馆验伤。如1873年5月“沿路摸乳”案，该女子以为受辱报到巡捕房，被送仁济医馆验伤治疗；路遇抢劫被“强水伤头”弄伤眼睛，或是被判刑的受伤罪犯，均由巡捕房送至仁济医馆。 1872年7月4日的《申报》，刊有“烟馆诬良为盗，以致忿气食烟毙命”： 昨烟馆中有一宁波人，系在洋行执役者，虽不衣冠华美，然布衣朴素洁净，亦断非偷窃下流也。适值烟馆失物百堂倌遂诬此人为贼，欲执送巡捕房。此人再四辩论，店主堂倌执前说，此人气忿遂将生烟四钱吞食入腹，后诸人觉其有异，细询始知其故。此人并言语非死不足以白吾不偷之冤也。即速送至仁济医馆救治。业已无及，竟于昨日夜四鼓毕命。 1875年3月9日，一位待审犯人在巡捕房突然“患病甚沉笃，赶紧送仁济医馆疗救，而事已无及，旋即身亡”。1892年8月，一宁波女子在妓院被法包探拘入捕房，审查时发现她是阴阳双性之人，巡捕房只能“送仁济医馆黄春甫医生验视，将阴阳二具考究详明”。此类需要医学专业验视判断的案例，巡捕房便请仁济医馆出面，或送至医馆查验，黄春甫时常被请去助案审理。 有些伤病唯有送仁济馆方能获救或治疗。1874年8月21日，江南制造局一铜匠不小心将手臂卷入机器，“送至仁济医馆，据称断一小骨，将来尚可作生活……”，同日，另一水泥匠拆墙压倒，“流血不止，送至仁济医馆医治，尚不致陨命”。庸医治病伤人，引起纷争，病人也会被送至仁济医馆。 涉及国际纠纷事件，亦由仁济医馆接手，1873年奥国驻沪副领事兼代德美两国翻译之夏士，驾车碰伤一广东女子，“抬送至仁济医馆治伤，……殒命”。1874年在法租界一华人闹事，被法人放枪中头面，虽未死，却双目失明，“送至仁济医馆”。 仁济几乎每天都有受伤的人员送来，有些病人送至医院后死亡。对医院来说，接受此类病人冒有极大风险。作为会审公廨指定验伤医院，面对吵闹家属，或是无人认领的尸体，医院一律通报会审公廨或巡捕房，由法律解决。比如1873年某杂货店员吞鸦片被人送至仁济医馆救治，未果，死亡。因无家属，由会审公廨“按诣仁济医馆相验”。亦有死于医院的病人家属不愿认尸，此事则由地保出面要求验尸处理。华人擦枪走火而出事，进入仁济医抢救，最后死亡，由本府官员带领“同忤作书役人等至仁济医院”观察伤情。1872年坊间流传仁济医馆治死病人，《申报》特意刊发“张琴宝刃伤毙命事辨误”，称有一病人非致命之伤“送至仁济医馆楼上医治，不两日即可痊愈矣，“然则通文馆之传闻竟说是毙命，此事是将另一吞鸦片之人死亡信息张冠李戴之误，兹特为辨正如此” 。1891年6月 2日，南江人沈某在法租界新开河不知何故被西人殴打，后“因伤殒命于仁济医馆”，英租界英国医生和法国医生同赴仁济医馆验病，供会审公廨结案。 仁济医馆专为社会处理此类事件，承担公职，在这个城市中已是市民共识，行人在路边看见有病人会主动送至仁济医馆。因贫穷无力就医，而被弃置路旁的病人，同样被送到仁济医馆，1878年3月7日《申报》载： 宁人桂某担水夫也，年已三十五，向与八仙桥某妇相识，不啻如兄如弟。近以桂某出痘势甚垂危，妇悉其叔住居高第里，昨早雇一小车将桂送往门房弃之而逸。旋邻人报知其叔迨出询视，则已奄奄一息矣。但桂某之叔家亦贫窘，止赁半椽屋，且有儿女数人，断难留养，不得已送往仁济医馆调治。 相似情节都可在《海上花列传》中读到，一乡下来沪投亲青年赵朴斋，在新街与人打架，结果头破血流，巡捕寻找家人不见，于是“巡捕看见仔，送到仁济医馆里去”。仁济医馆俨然是维持上海——这个近代城市正常运行的机器中不可或缺一个构件。 仁济医馆所承担之社会公职，以其专业技术执法，在社会与市民中建立公平公正的医家形象。会审公廨亦保障其免受病家的无理取闹之患，使医院与病家关系置于法律的框架之内。仁济医馆为社会作出的贡献也为其赢得公正合理的回报。 会审公廨在处理犯罪事件时，需要仁济医馆的协助，反过来也会考虑利用社会资源为仁济医馆服务。比如有次在处理一“私贩”时，将其罚款一半拨给仁济医馆。有人驾马车不慎致伤路人，伤者被送至仁济医馆，马棚主被判罚款三十元，而其中二十元便归仁济医馆。 仁济医馆最初是西人所设之善馆，不过，华人在沪上设善堂要略早于仁济医馆，并有一定规模。据统计，晚清沪上活跃的善堂计有38个，上海郊县还另有21个。这些华人善堂负责民间赈灾、救援与慈善活动，一些大的善堂积极参与社会公众事务，担负上海城内各种形式的救济和福利工作，与市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仁济医馆与上海善会善堂间的合作互动密切，医馆提供医学专业方面的支持，或帮其验伤验尸，善堂则负责处理医馆无人认领之尸体。1874年5月，四明公所因房屋问题与租界法人发生纠纷，法国人洋枪队全部上阵，死伤数人，最后送至“仁济医验伤”。四明公所，又称宁波会馆，是19世纪宁波商人在上海组成的同乡会，处理维护宁波商人在沪、在租界的正当权利，他们出现民事纠纷或与租界居民发生冲突，也会由仁济医馆出面验伤。 1874年英租界送来一名脑后刀伤，子弹由背脊穿过胸膛的青年人，第二日在仁济医馆毙命，未经验尸便自行盛殓，结果闸北地保让宁波会馆重新处理验尸再埋葬。与仁济医馆合作最多的是位于法租界的同仁辅分堂，它列于晚清民国上海善堂之首。有些无家可归之病人死于仁济医馆，仁济医馆会委托同仁辅分堂处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