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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如何募款：诠释近代行善价值观 医院募捐的成功与否，表面上反映的是该医院在社会的美誉度，实际上受到医患关系之制约，良好的医患关系是医院正常运行和维持发展的保障。 最早在中文媒体上出现仁济医馆的报道是在1869年的《上海新报》，题为“仁济医院帮助施医”。《申报》发刊之前，仁济医馆呈现在媒体前的形象，更多的是“施医院”——一所行善施医的场所。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赢得社会的关注，募集到更多钱款。因此，仁济医馆在教会媒体上刊发的均为其医院的就诊报告和获得捐款，并表彰捐款士绅。这样高调的自我表扬方式与传统中国人的习俗相违背、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相去甚远。 1870年《教会新报》报道，仁济医馆共收到捐银共“一千一百十四两五钱五分”，另收取赠银“三百四十三两六钱四分，共计医治病人12250人。院中之中国医生向时岁修二百四十元，已历十八年既久”。此外还有外国洋行独立捐赠“其慨慷乐善或钦之至”。1871年、1872年、1876年《教会新报》多次公布医院收到捐款款数和捐赠洋行及个人名录，报告收治病人及治愈和未获救的人数清单，尤其强调医馆在城中牛痘局为儿童免费施种牛痘，获得官府信任赞许，以此培养社会公众对医院乐善好施的认知，激发华人捐资发展医院的意识，召募地方绅士和华商加入捐款行列。 1872年起，仁济医馆拟定改造医院创建新馆的计划，公开募集资金。仁济医馆的每份《医院报告》都是在教育华人、华商如何行善，考虑着如何让各界人士主动地从口袋里掏出银子来。 1872年10月，仁济医馆在《申报》付资刊登申谢广告，向市民诠释什么是善举： 且世间善事颇多行善之人，亦复不少，惟人之行善其居心各有不同，有以行善而看炫财富者，亦有行善而图博美名者，且有行善而心存望报者，是皆行善而求人知之者也。至行善不求人知，则既非卖富又不图名且不望报，其居心实超他人万倍上矣。故曰，善恐人各便是真善。此之谓也。昨本医馆蒙中国善士，由顺发洋行转送鹰洋二百五十元，以济本馆诸用，并无姓氏里居。本馆实深感谢，且正值目下来馆就医者日多一日，房屋不敷居住，添造数橼，以补不足。此项之来，殊得用惜，本馆未获识。荆一图面谢谨。志数语代本馆之身受嘉惠者，一申御结之意云，一念鸿施未肯累留夫姓字，千祥骈集定徵贻福于儿孙——同治十一年九月初三日，仁济医馆谨谢。 此份广告充分诠释了仁济医馆的行善价值观，批评社会中有目的、怀功利的伪善行为，树立仁济医馆正面行善、无欲无求、简单干净的近代意义的价值观和行善理念。该广告所传播出的三点信息：一、行善是不能求名求利求回报；二、仁济医馆正在募捐造新院；三、凡捐款给仁济医馆可获名利，仁济是不会让无名者默默无闻的。这份申谢广告在《申报》反复刊登，延续数月，这是仁济医馆通过媒体向其行善贵人所作的回报。在加深公众影响的同时，传播新型的慈善观念，一次次地为仁济医馆的捐募做广告，真可谓一石三鸟。 1873年8月仁济医馆移居改造，由《申报》刊布信息： 仁济医馆现移四马路西首，吴豪宅张宝源酒店南面。因其馆须改造故。……因就医者栖息，故欲改造而扩充之。可见中西医生艺术之精，存心之厚，不愧仁济之名矣。恐其移居他处而就医者难以问津，本馆爰代为布闻，愿阅《申报》者，更互相流传，不致病者无从寻觅。未始非与人为善之助云。 1876年仁济医馆在《教会新报》发布“上海仁济医院劝捐启”： 惟近来就医愈众，经费愈紧繁，济众博施，良非易事。望仁人君子，各发善心，利济为怀，同劝善举，官既捐俸，商亦捐金，同协中外之心，以泯生成之憾，如蒙慨助，请列衔名。 仁济医馆通过媒体反复高调倡导的医院行善观念和医院经营理念，终有回应。1887年 《申报》 在讨论医院筹建的核心问题“论医院宜筹，经久扩充之法”，作者以仁济医馆为例，“西医善堂，必先筹一笔款子，让其生利，然后岁负岁可用之”。光绪二十七年（1901）苏松太道蔡钧调任，山西巡抚岑春为其奏请嘉赏，其中一条便是，“在苏松太道任内，捐助仁济医院专建闸北庇寒所，地方均感其惠”。 1905年仁济医馆华人董事、海上富商徐润的续室陈夫人去世，“临终遗嘱，尽出其余蓄以一万元捐助仁济医院”，徐润谓其夫人“治家严肃，待人宽厚，自奉俭约，乐善不倦，接三党以诚抚子女，以恩邻里戚族，莫不交相称颂”。以为夫人将钱款捐出是“可谓能识大体，一视同仁者。余诚失一贤内助也”。徐润夫人的捐款被仁济医馆用来建造一所女医院。1906 年仁济医馆为其树碑： 古粤徐雨之观察夫人陈夫人，即信今肄业英国恶斯佛大书院，超候徐君之太夫人也。徐族居沪上五十余年，与医院比邻住居英租界山东路二百六十五号。素知医院中施医诸善举。蒙施大惠，慨捐洋万元，助建女医院经费。慈云虽逝，德荫当爰。于落成之日敬勒贞泯永昭盛德。耶稣降生世一千九百零六年，大清光绪三十二年。——医院事立。 1907年1月24日仁济医馆之“女医院落成”，“英租界麦加圈仁济医院添女医院一所，系由徐雨之观察夫人出资建造，定于今日四点钟行落成，董事朱葆三观察等特邀请沪上中西官绅来院观礼，以志盛举”。 华人士绅在医院的培育与影响下，慈善的意识逐渐深入，1886年，上海地方绅士登报帮春甫之妇求平安： 英商仁济医馆创设多年，中外同仁孜孜不倦，施诊就医不知凡几。董厥事黄春甫先生去除礼拜外，每日必躬亲诊治，无论内外诸症，接骨割毒均用西法炼成，外洋药水，药到病除者，洵不乏人。本月上旬，春甫先生之内人沈氏陡惠时症兼之肝厥怀妊四月，春翁自用西法药水，迄未奏效，并延中国诸医，开方调治延半月有余。 中外医生都无法医治黄春甫夫人之疾，于是，这批绅士便想出以“助赈求痊转危为安”的方式，或可见受黄春甫和仁济医馆多年行善之感化和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