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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海为中心的《明代东西洋航海图》 2008年，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在藏品中发现了一幅中国手工绘制的彩色航海图，2011年10月1日举行首次公展。由于此图为17世纪英国律师兼东方学家约翰·雪尔登（John Selden，1584—1654）1659年捐赠的私人收藏品，因此此图在西方学界被命名为《雪尔登中国地图》，中国学者则多称为《明代东西洋航海图》。该图长158厘米、宽96厘米，是一幅描绘明代东西洋航海的古地图。这幅明代古航海地图的重新出现，引起了航海学界的轰动。 据考该图绘制年代至少在17世纪初。绘制者可能是闽南人，或被认为是明朝中叶一位福建的海商，可能长期居住在菲律宾，因为他对福建和菲律宾的地方相当熟悉。该图不同于传统中国地图，不是把中国绘制在全图的中心，也不把陆地作为地图的重心来画，而是把海洋作为地图的中心，这在中国传统地图绘制中似乎还是第一次，显示出以海洋为中心的地图观。绘制的地域北起西伯利亚，南至今印尼爪哇岛和马鲁古群岛（香料群岛），东达北部的日本列岛和南部的菲律宾群岛，西抵缅甸和南印度。图上清楚地绘出了明朝中叶中国帆船经常使用的6条东洋航路和12条西洋航路。图中所有的航线都由福建南部出发，或东洋或西洋，东南最远到达香料群岛马鲁古，西边最远到印度的古里。虽然宋代文献就记录了海上应用指南针，但直到清代，中国航海图中仍未见到绘有指南针的航海图，这幅图则标列了罗盘和比例尺，填补了地图绘制技术的空白，其意义非同一般，该图的实用性及其远洋航海的意义，不亚于《郑和航海图》。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航海民族，早在明代中国就有过全世界规模最大的跨洲远洋航行，连接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最远到达了非洲东岸。明人有关于海洋的丰富知识，晚明已出现了以大海为中心的地图观。由郑和下西洋航海实践及其相关文献所拓展的海洋知识，和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所带来的海外新知识，构建了明人的海洋意识。 郑和下西洋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前奏，与之后欧洲探险家的地理大发现共同开启了东西方海洋交流的新阶段。东西方交流的范围因大航海时代而空前扩大，间接、间歇的交流因此而转变为直接与频繁的交流。郑和下西洋将东亚和南洋的各个分离的地区连成了一片，为之后欧洲探险家的东方之行打开了广阔的海域。地理大发现使东西方地区隔离的状况开始解体，西方和东方分别跳出地中海和东亚海域的局限，面对整个世界的新旧大陆。大航海时代之后世界海陆知识的范围，由原来约5千万平方英里，拓展为3.1亿平方英里，东西方传统的地区性海上贸易，由此演变为面向世界市场的全球贸易。 作为大航海时代的前奏，郑和下西洋使明人逐渐认识到海路的重要性。海路有利于将东西方相互隔离的地区，联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治理好国内固然重要，但不能忽略海洋交通事业，东西航路是否通畅，不仅有关明朝的“建邦大业”，也关系到沿海周边国家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兴衰。郑和下西洋所打通的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路，为明末以后数以千计的西方传教士的直接来华做了交通上的准备，传教士所带来的海外世界的新内容，也为明人重新理解世界、认识海洋奠定了基础。文明舞台限于亚欧大陆的格局归于终结，东西方开始进入了一个互相认识的全新时期，文明冲突与交融渗透到了全球的各个空间。 （邹振环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晚明汉文西学经典：编译、诠释、流传与影响》《〈支那航海家郑和传〉：近代中国研究郑和第一篇》《〈西洋记〉的刊刻与明清海防危机中的“郑和记忆”》《晚清航海探险史研究中的郑和》等论著多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