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持人：谈到“中华民族复兴”观念、话语，有两个作为其思维基础的核心观念即“中华民族”与“民族复兴”，它们是何时出现、何时定型的，其具体内涵是什么？ 郑大华：“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孕育或萌发，可以追溯到孙中山于1894年11月创立兴中会时提出的“振兴中华”口号。这一口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思想意义。但我们在充分肯定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这一口号意义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孙中山在这里讲的“中华”，还不是我们现在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当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主要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中华”一词的：一是指“中国”。如陶成章在其著作《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中就写道：“我们中国将国家自称为华夏，夏为大，华为美，是大而美丽的国家的意思。中华，也称中国”；二是指“汉族”。陶成章在同一本书中又指出：“所谓中国民族，一名汉族，自称中华人，又称中国人”。中华民族虽然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这一观念最早是梁启超于1902年提出和使用的。在这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1905年，梁启超又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考察了先秦时除华夏族之外的“苗蛮族”“蜀族”“巴氏族”等其他8个民族，以及他们最后大多都融进华夏族的史实并得出结论：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清末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还有杨度（《金铁主义说》1907年）和章太炎（《中华民国解》1907年），尤其是杨度，他不仅和梁启超一样已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并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民族认同思想。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提出的“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主张，对“中华民族”民族意识的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到了五四时期，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民族认同思想，为各界人士所接受，从而为“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即：实现民族振兴或民族复兴，不是汉族或其他某一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振兴或复兴，而是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所有民族亦即“中华民族”的振兴或复兴，这是对孙中山“振兴中华”的民族复兴思想的重大发展。至于“民族复兴”的内涵，概括孙中山的思想，就是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使中国重新成为世界上“第一等强国”，从而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