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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涛：时人认定，民族复兴乃是抗战的最终目的，抗战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前提、手段和关键。因此涉及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各种具体的民族改造和复兴的方案，也得以纷纷提出和传播。有的关注“精神建设”和道德力量，呼唤民族性改造；有的重视“物质发展”，鼓吹“汽车救国”；有的认定民主制度和科学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发起“新启蒙运动”；有的主张通过“民众教育”，以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有的呼喊“农村的危机必影响到国家的危难”，复兴农村即是复兴民族；有的则视工业进步、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为民族复兴的关键和保证。更有的从中华民族平衡发展和实际抗战的整体角度来考虑，或把西南地区视为“复兴民族最有力之根据地”，或把西北视为奠定“民族复兴的基础”地区，提出“开发大西北”和“开发大西南”等发展战略。然而，无论是哪一种主张和观点，人们都没有也不可能忘记当时民族危亡的严峻环境，而是自觉地将自己的主张和抗战的实际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比如，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共同关心改进全民族的身体素质和保持健康问题。社会学家潘光旦编有《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生物学家秉志著有《生物学与民族复兴》一书，竺可桢等自然科学家编有《科学的民族复兴》一书等，无不从这一角度为战胜日本和复兴民族殚精竭虑，献计献策。 俞祖华：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可以说是“目标同向，途径不一”。国难当头之际，正如《复兴月刊》创刊词所称“吾四万万人同立此‘不沦亡即复兴’之分水岭上”，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华儿女的共同目标。尽管目标同向，各派、各种政治力量、各代表性人物，对民族复兴的实现路径，对民族复兴的实施方案，却有着不同的思考、选择与设计。有的选择了政治路径，而同为政治路径也千差万别，蒋介石强调“以国民党治国”，坚持“三民主义是我们救国保种、复兴民族惟一的光明大道”；蒋廷黻提出专制建国、新式独裁，主张建设现代国家“惟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胡适等力主中国选择民主政治、发展民主政治；《复兴月刊》提出了“强力政治”“有节制性的民治主义”；中国共产党则相继提出了“工农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联合政府”“人民民主专政”等主张。有的选择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路径，如梁漱凕提出“中国文化复兴论”；解炳如提出“改造民族性，始是复兴民族的根本办法”；贺麟提出“一个民族的复兴，即是那一民族学术文化的复兴。一个国家的建国，本质上必是一个创进的学术文化的建国”，等等。还有的注重从经济角度思考民族复兴，如有人提出“以农立国”，主张以复兴农村、复兴农业为重点；有人主张“以工立国”，强调实现民族复兴必须推进现代化，而现代化的实质与核心就是工业化；有人主张走工农并重，提出“在农村里面办起工业来，以作都市工业发生的基础”的“第三条道路”，等等。各种方案或未及实施，或效果有限，或此路不通，历史所选择的成功复兴之路是：中共领导人民以革命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从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政治前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