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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涛：从目前我和学界同仁所掌握的资料来看，李大钊的确不愧为“中华民族复兴”论最早的创发人之一。他的“中华民族之复活”说虽明确表达于1917年，但早在1915年和1916年受日本辱华之“二十一条”的刺激时即已萌生，可以说乃是民族危机的直接产物。面对日本企图断绝中华“根本兴复之生机”的行径，一腔热血的李大钊坚信，“吾国命未必即此终斩，种性未必由此长沦也”。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过程中，1924年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一年的1月至3月，孙中山发表“民族主义”演说，对其以往思想予以重新解释，提出要“恢复民族地位”“发扬民族精神”，甚至还明确使用了“民族复兴”的提法。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年的3月，少年中国学会的主持人王光祈受时事刺激，坚信与其忙于从“国家”和“政治”方面努力，不如赶快就“民族”和“社会”方面入手，遂在《少年中国运动》一书的序言中，公开倡导一种“中华民族复兴运动”。这是以前学界有关研究尚揭示不够、重视不足的内容。另外，1924年5月至6月，少年中国学会的另一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也在新的思想基点上，重新表述和说明了他的“中华民族复兴”论，并显示出与文化保守主义论者不同的思想取向和特色。凡此种种，大体可表明，“中华民族复兴”作为一种时代思潮，此时已然初步形成。当然，作为一种具有更加广泛社会影响力的社会思潮还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 俞祖华：近代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生成发展，与民族危机及救亡斗争的发展，尤其是与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密切相关。考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酝酿、雏形、定型与高涨，可以发现中日关系史上的1894、1915、1931、1937、1945这几个关键年份是重要的时间节点。这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复兴话语是对民族危机在观念层面的应急反应，而日本侵华成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生成的重要外部刺激因素。中华民族的觉醒、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萌生，是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开始的。1915年，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紧接着又抢夺德国在山东的侵华权益，使中华民族危机继续加深，刺激了民族复兴话语的进一步发酵，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初具雏形。1931年“九一八”事变把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再度强烈地刺激了濒临厄运的中华民族，民族复兴思潮因之蓬勃兴起。1937年“七七事变”的发生，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生死存亡之际，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民族复兴思潮持续发展并不断深化、不断高涨，成为支持全民族抗战的强大精神力量。1945年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华民族实现了从向下沉沦到走向复兴的伟大转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