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大华：早在中华民族复兴思想的萌发和发展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就选择过不同的救亡道路，尝试了各自的复兴方案，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希望以改良的方法建立君主立宪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力图以革命创建资产阶级共和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希望从思想文化入手确立民族复兴的基础，还有轰轰烈烈的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此外，“教育救国论”“实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等各种方案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范围付诸实施，对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但都不足以使中华民族最终摆脱沉沦。国民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共产党、中间党派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随着“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复兴从思想发展成为社会思潮，知识界围绕中华民族能否复兴和中华民族如何复兴这两个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后一问题实际上就是讨论民族复兴的实现路径。因知识结构、政治背景等不同，人们的认识千差万别，但他们都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就必须发奋图强，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吴泽霖在《民族复兴的几个条件》中认为，民族能否复兴取决三个基本条件：一是物质环境是否丰富以及是否能充分利用，以满足全民族的根本需要；二是生物方面人口能否比以前有较为适当的繁殖，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三是在文化方面能否适应和对付当代的严重问题。赖希如指出，要实现民族复兴，就应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弱点”进行改造，克服“民族性弱点”。郑宏述认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两大敌人，“要使民族复兴，希望民族向前迈进，无论如何需要打倒这两重巨大障碍”。潘光旦在《民族复兴的一个先决问题》中写道：和个人或家族一样，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也离不开“生物的遗传、地理的环境、历史的文化”这三个因素，只有这三个影响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问题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能性才会变为现实性。这些议论都不乏真知灼见，但离开政治道路的正确选择，又只能是“纸上的民族复兴”。真正使中华民族从沉沦走上复兴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建设，是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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