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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书中曾谈到封闭的里坊制对经济的发展有限制，可是隋唐的长安城以繁华著称，这是因为经济发达，还是仅仅由于它们是国家的政治中心，资源高度集中造成的？ 李孝聪：坊市制实际上影响了城市的商业发展。因为它不是有机的自然的发展，是人为的限制。所以，唐前期所谓的经济繁荣，那是因为全国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长安。东西市百货集中，胡商都沿着丝绸之路过来，其他城市都很萧条，你一个都城独大。大家老用一个词“扬一益二”，扬州第一，成都第二。这是宋朝人记载回忆唐朝最繁荣的城市，这种现象不会出现在唐前期，只能出现在唐代中后期。唐前期国家初定，然后制度要整齐划一，大家要让都城繁荣起来，地方不能坐大。什么时候地方坐大？扬州和成都富比京城，中央的势力管不了你了，那是安史之乱以后。坊墙制度在隋唐的时候，法律规定，临街不许开门，不许开铺面房，晚上得宵禁，赶紧回家，一敲鼓不能还在外面闲逛。所以唐代的小说笔记经常讲公子哥到外面去吃喝玩乐，玩到晚上回不了家，躲在桥底下，上面有巡逻的，翻墙啊。这是唐前期的现象。这个现象会制约城市的发展，必须要打破它。所以，有很多违禁受到处罚的律令，比如房子把街道占了，临街开门了。一直到五代还是这样。唐代坊市制一直要到唐后期、北宋才解体。宋太祖下了一道敕令，就是晚上取消了宵禁，到三更天都不用回家。夜市就出来了，这些都开放了。北宋京城的市场已经不是固定的两个东市、西市，而是商业街了。你不能再控制它了。到了北宋的时候，因为都城在开封，利用一个旧的汴州节度使的城。宋朝又不是马背上的民族打进来的，不可能再平均分配宅基地，必须适应社会发展。你要繁荣，那么开封城就都是商业街。为什么北京东单、东四、西单、西四那么繁荣？如果不是改革开放，下了命令允许老百姓自己做生意，允许在街边自己摆摊开门面，谁也不敢。当时北京市市政府规定，你们家在这，你不开店你就搬走。结果一夜之间街道两边全开店了。中国王朝时期中央集权的政令特别强，只有这个命令下了，老百姓才敢临街开店，城市就繁荣起来了。所以唐朝最初的繁荣就是资源集中在一起而已，中央衰落了，地方才能获得发展的机会。 唐宋以来城市从封闭的里坊制向开放式街巷制形态转变，是“唐宋变革论”的立论基础之一，这种变化对传统礼制是很大的冲击。对于城市的发展和繁荣，一方面是经济发展所致，另一方面是不是给城市的管理也带来很多新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李孝聪：变革的基础就是因为封闭的坊市制违背了城市自然发展的规律。它到最后必然被打破。 对于城市的发展和繁荣，必须要在制度上有突破，有一个新的政令出来，就像宋太祖的政令。没有那个政令就一直都不可能。后唐李存勖的时候还在下令严备盗火，夜里不许行走。到了北宋初，说开封府京城夜市三鼓以来不得禁，可以到外面去喝酒。消费了才能繁荣，所以必须要有制度保证。中国现在为什么城市管理有很多问题，没有制度的保证就不行。现在城管老是跟老百姓顶起来。城管还在想唐朝坊市制，老百姓做买卖限制在固定在区域里，那么城市的繁荣受限制，做生意不方便。你可以规定他在什么地方，在一个街道或者几个街道里面设一个地儿做买卖，只要不影响交通。我住在五道口边上，那里的城管一来，小贩都夹着包、推着车到小夹道里等着，城管一走再出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