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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元任对于中国学术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呢？我认为是开启了一个paradigm （范畴）。西方学术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评价一个人学术贡献大小，不在于有多少数量的学术成果，而在于是否开辟了新的范畴。赵元任最大的贡献不在于语言学方面的成就，当然也不在于写了《教我如何不想他》等脍炙人口的歌，而在于，他实际上把西方现代的学术思想、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带到了中国，影响了中国整个学术范畴的演进。比如提倡田野调查，搞实验语音学，把机器带到文史哲学术研究中来，还重视西方哲学思想。赵元任档案中有一份他1930年代在中国做方言调查时的外出物品清单，很有意思，列明了他行前准备的随身物品，包括：中国信纸、中国信封、洋信纸、洋信封、毛笔、砚台、墨、钢笔杆、钢笔头、旅行用蓝黑墨水、红蓝铅笔、铅笔锯、小刀、铅笔、橡皮、剪子、线绳、厚打字纸、543打字纸、薄打字纸、复写纸（黑蓝）、吃墨纸、发音费本、记账本、调查表格、图钉、别纸夹、糨糊、胶水、练习薄、猴筋、明信片。 今天中国的文史哲的研究，对比传统中国学术，完全呈现了新的面貌，这其中有赵元任很大的贡献。所以当时清华国学院请他来，是很明智的，如果再请一个王国维这样的学者，那么四位都是在传统中国学术领域见长的，恐怕国学院在中国学术史上呈现的也是另一种面貌。 那么，赵元任档案的重要性在哪里？它不仅仅是反映了20世纪学术发展和很多重要学者之间的关系，另外，重新审视这一段历史，可以从语言学的发展做一个推溯，看到中国学术从传统的国学到现代社会科学的转变。 赵元任深受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他一辈子做学问最长的阶段，就是在伯克利加州大学时期。1947年，他在哈佛的教学结束，准备回中国，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给他发了一份电报，请他回国后出任南京中央大学的校长。赵元任是个不喜欢做官的人，一看这封电报就怕了。当时中国也还处在战争中。他当时经停旧金山，就对伯克利表示，他不想回去。伯克利就请他留下来教书。一留下来，他就在伯克利度过了教学和研究生涯中最长的一段时光，包括他从1947年开始担任教授的16年（1947—1963）和退休后的19年，直至他生命的终点。他在退休以后就把自己一生的档案都捐给了伯克利。 文汇报：是退休以后自己捐的？还是过世以后家属捐的？ 周欣平：退休以后就捐了，是他本人捐的。他从出生到去世的所有档案都留在了伯克利。当然，在国内其他一些机构可能也有，比如他在清华国学院的一些人事档案、比如在台湾“中研院”的一些史语所建立时候的档案，还有一些复制过去的档案等，但是他最集中、数量最多的档案就在伯克利。 民国时期几个著名的学者中，唯一一位国内没有完整档案的，就是赵元任了。比如胡适档案，大陆有，台湾也有。伯克 利加州大学收藏了丰富的民国文献，包括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档案。伯克利地处美国太平洋地区的西大门，邻近旧金山市，上百年来，南来北往的华人学者和其他人士在这里留下了许多重要档案和文献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