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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李朝实录》影印本传入中国，引起中国学人的关注，对中国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产生很大影响。吴晗从30年代开始，耗时近三十年，全面钩稽、抄录《李朝实录》中有关中国的史料，80年代出版《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是书详录朝鲜与明清交往史实、朝鲜使臣对明清政治观察与臆想等方面的资料，内容丰富，可补中国史料之不足，乃明清史与中朝关系史研究者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关 键 词：吴晗/《李朝实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中朝关系史 作者简介：王维佳，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李朝实录》(亦称《朝鲜王朝实录》)①是朝鲜王朝官方编纂的最重要的史书之一，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朝鲜王朝时期，一直封存于朝鲜半岛内的各处史库中。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大韩帝国灭亡。20世纪30年代初，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将《李朝实录》缩版影印出版，由是，《李朝实录》方为学界关注，日益受到重视。该书印成当年，北平图书馆便购入一部②，当即引起中国学人注意，以孟森(1869-1937)、吴晗(1909-1969)最具代表性。尤其是吴晗摘抄《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定名《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以下简称“《史料》”)，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成为中国学界研究明清中朝关系史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③。本文试就《史料》的成书与价值，略加探讨，以求教于海内外方家。 一 《李朝实录》之传入与《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之成书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高丽权臣李成桂发动政变，推翻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1392-1910年，日本学术界称之为“李朝”)。建国伊始，即模仿中国建立起严格的官方修史制度。纵观李氏王朝，除最后二王高宗和纯宗外④，每位国王继位后，皆设专门机构，修前朝国王实录。修成之后，抄录数部，分藏于全国各地的史库之中。该书所记极为丰富，涵盖李氏王朝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军事、对外贸易、文化交流、天文气象、社会现象等内容，成为研读朝鲜王朝历史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后，京城帝国大学法文学部于1929年筹划影印《李朝实录》，缩本影印工作于1930年7月开始，至1932年完成。此次影印的《李朝实录》包括太祖到哲宗25代国王、472年(1392-1863年)间史实，共计1893卷，848册，印行30部。全书为编年体，以汉文书写。1932年，该书影印完成不久，即经国立北平图书馆传入中国。 国立北平图书馆于1931年在北海西侧落成，蔡元培(1867-1940)为馆长，但他社会活动繁多，实际馆务均由副馆长袁同礼(1895-1965)负责。袁同礼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后留美，回国后在多家图书馆任职，对图书馆学颇有心得。他认为“全国缺乏公共收藏机关，实学术不发达之主要原因”⑤。他在担任副馆长后，一方面妥善保护原有南宋皇宫缉熙殿、元翰林国史院、崇文阁、明文渊阁、清内阁大库等的希世珍本和一般线装古书⑥；另一方面，努力采购私家及国外图书，尤其关注海外刊行的大型重要史籍，尽力购入。1932年只印行30部的《李朝实录》，北图当年就购入了一部，十分珍贵。随即引起中国学者的关注。 《李朝实录》之所以受到重视，与当时学界重视史料的发掘有关。民国时期，中国学术氛围相当活跃，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王国维(1877-1927)、陈寅恪(1890-1969)、胡适(1891-1962)、傅斯年(1896-1950)等史学家皆极为重视史料的发掘与整理。1928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傅斯年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主张“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⑦。1934年，陈寅恪为《王静安遗书》撰写序言，概括王国维治学的方法，其一为“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换言之，不论是陈寅恪，抑或王国维，都提倡以“异族之故书”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民国学人宽阔的学术视野、具有世界眼光的史料观，推动了学术的发展。在此学术背景下，《李朝实录》传入中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与此同时，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为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日本建立伪满洲国，并散布殖民史观，鼓吹“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论⑧。众所周知，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满族先世是臣属于明朝的边疆少数民族。因而研究明史，不能不谈东北地区的情况和满族先世的历史。然而，清朝统治者因讳言其先世隶属明朝而篡改史籍，造成了中国史籍对满族先世的记载模糊不清，这又恰被日本学者利用。中国学人像孟森、郑天挺等受现实刺激，特别注重对东北地区历史的研究，《李朝实录》的传入，正为解决该问题提供了关键性的史料，因而受到重视。孟森等都以《李朝实录》为重要资料，刊行了重要论著⑨。这也正是吴晗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最直接的原因。 1931年吴晗初入清华，对明史颇有兴趣。“九一八”事变之后，伪满洲国成立，现实危机激发了他对建州女真史的关注。同时，他也认识到清修《明史》等有关史籍，对建州女真史的歪曲和隐讳。他曾说： 清修《明史》，把它自己祖先这三百年间的历史都隐没了，窜改了，歪曲了，为的是好证明清朝的祖先从来没有臣属于明朝，没有受过明朝的封号，进一步强调建州地区从来不属于明朝的版图等等政治企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把明人有关建州的真实史料都作了一番安排，办法多种多样，一种是毁板，禁止流通；一种是把书中有关地方抽掉，弄成残废；一种是把有关文字删去或改写。推而广之，连明朝以前有关女真历史的著作也连带遭殃，不是被删节便是被窜改了⑩。 1932年，吴晗在北平图书馆意外发现了《李朝实录》，充分意识到此书的重要性。他希望通过对该书中“中国、朝鲜和朝鲜与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11)的辑录，理清清朝建国前的历史，重写建州史，以证明东北三省自明朝起就是中国的领土，实现学术救国的理想。故而从1932年开始，吴晗利用周六、周日的时间，去北图抄录《李朝实录》中的有关史料，风雨无阻，坚持了四年，一直到1936年，前后抄了80本，抄到《李朝实录》第498册，1649年止(12)，定名为《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3)。 当时，吴晗只是一名大学生，他能长期抄录《李朝实录》，得益于时任北海图书馆编纂委员、善本部主任赵万里(1905-1980)的鼎力相助。50年代，吴晗想继续借阅《李朝实录》，完成其未竟之业时，又再次跟赵万里联系。方竟成发现了当时吴晗给赵万里的一封信，现转录于此： 斐云先生教右： 廿多年前承你帮助，借抄了《李朝实录》的一部分，最近又重新核校一下，交中华出版，并把《高丽史》中有关中国的史料抄出，作为前编…… 我抄《李朝实录》只抄到四百九十八本，一六四九年止。以后便没有抄了。现在打算把四九九本以后都抄一下，作为中朝关系史料下编…… 因为我工作较忙，只能在休息时和深夜看一点书，写点东西，要到图书馆来看书是不可能。 回想廿多年前能承你支持，借出此书，现在因工作关系，你一定能够继续帮助我，将此书外借。借《李朝实录》办法，最好能一次借廿本，用完后再借……(14) 方竟成认为此信应写于1959年或稍前。他采访了1960年调北京图书馆任善本组组长的丁瑜、赵万里的秘书冀淑英等人。据他们回忆，因为吴晗在研究和工作中需要经常查阅史籍，为其方便，在北京图书馆善本特藏部甲库走廊的过道上，特设了两个书架，存放《李朝实录》等珍贵善本书。《史料》一书，按吴晗计划，是想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而出版(15)。在1959年以前，他已抄完《高丽史》中的相关史料，之后就请赵万里帮忙，以便抄录《李朝实录》1649年以后的部分。但因工作繁忙，1959年吴晗并未抄完，直到1961年，这一辑录工作才最终结束。1966年年初，该书初版排成，但因“文革”爆发，吴晗突然被打倒，此部书稿也被搁置多年，未能付印(16)。 可见，吴晗辑录《李朝实录》分两个时期：一是从1932年到1936年，受现实刺激，其目的乃是“拿中国、朝鲜两方实录来对勘会证，重新来写明清史中关于建州的一部分的记载”，所以尤重《李朝实录》“书中涉及中国、朝鲜和朝鲜与建州、建州与明的史料”(17)，只抄到1649年。二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吴晗再次对《李朝实录》进行抄录，并最终定稿，准备出版，但因“文革”的耽搁，1980年方由中华书局出版，凡78卷，共12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