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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朝鲜对于中国明清政治的关注、猜测与臆想。 朝鲜王朝每年都多次派使前往中国，除正使、副使之外，还有一名书状官，专职负责记录沿途所见所闻，回国向国王汇报，其中有许多关于明清政治、社会的观察与描述，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是想象、臆测甚至歪曲的，但这些都是明清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史料》一书，对这些材料进行大量辑录，为研究明清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史料。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朝鲜君臣对“三藩之乱”和康熙帝的印象为例，说明《史料》一书的特点与辑录原则。 1644年，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明清更替，日本称之为“华夷变态”，作为清朝藩国的朝鲜王朝，始终不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地位。在反清复明的期望下，朝鲜始终对“三藩之乱”心存幻想，对清朝一再贬低(44)。据《史料》一书记载，朝鲜使者在回国后汇报“三藩之乱”的战况时多言清朝失利，较少提到清军的胜利，这就是故意歪曲的体现。如康熙十四年十月甲子，李佖、李之翼、闵黯回国，朝鲜国王召见。李之翼、闵黯汇报：“吴三桂在沣州，八月潜师渡江，大破清兵，顺治王率兵屯扎，三桂累胜，而王辅臣勇将称马鸡(鹞)子者，方战于潼关，清兵数败。张勇在西安，其子在北京，虽名仕宦，实质子也。刘进忠亦大破尚可喜之兵。郑锦与耿精忠合攻绍兴，此即杭州地也。清人以王辅臣为切忧矣。”紧接着李佖汇报说：“臣于壬子赴燕时，车马连属于道路，今则十室九空。蒙古亦多可忧之端，我国之忧，亦岂小哉！”(45)可见，朝鲜君臣对当时清朝政局的臆想。实际上，朝鲜使臣的汇报夸大了清朝形势的严峻。尤其是康熙十七年以后，清军已经基本控制了战局的发展，但直到“三藩之乱”已经平定后的康熙二十一年，朝鲜使者还对“三藩之乱”的影响心存幻想，希望清朝由此一蹶不振。《史料》中记载了朝鲜使臣的汇报：“沈阳则城郭完全，人民富盛。而山海关以北，抚宁、永平、通州等处，则城郭邑舍之颓毁者，全然抛弃。北京城门及太和殿亦皆颓破而不为修葺。盖将有退守之计，故关内诸处，置之度外。专意于沈阳、宁古塔，以为根本之地。以此观之，南方平定之说，未可取信。”(46)实与事实不符。 再如关于康熙帝的形象问题，众所周知，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尤其是“三藩之乱”期间，他励精图治，勤政的例子很多，但朝鲜使者较少提及，而多言其腐败，明显带有偏见。《史料》中记载，康熙十五年十二月辛未，辨诬使福善君柟、副使郑晢回国。辨诬使别单云：“陕西王辅臣已于九月剃发，降款于清国……清皇不恤国事，淫嬉日甚，每往哭沙河宫殡后之所。货赂公行，衙译辈言及辨诬事曰：‘非二万金决不成’云。”(47)康熙十六年九月庚寅，归国使者权大载汇报说：“闻其政令举措，有同屯聚无赖之盗，皇帝率蝦辈常同浴于太液池，游泳为戏；且耽乐游观，出入无节，与蝦同其服色，而并骑驰逐，人不知何者为皇帝。其无度如此，而下未有谏之者。自执政大臣以下，贪黩成风，贿赂公行，皇帝只知清书，不解文字，故凡干文书，漫不省何事，一任该部之低昂云。是安能久有天下乎？南方事情，虽未能详知，而国内形势，似不得长久矣。”(48)从朝鲜回国使臣的汇报中可见，当时的清朝完全是一幅皇帝不问国事只知享乐，大臣贪污索贿，国家将亡的景象，这和事实存在很大的差异。实际上，这种与事实不符的资料，《史料》中还有很多，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列举。这些明显和历史事实不符的资料，吴晗都大量抄录下来，这说明他不以自己的主观判断事实的真伪，尽量将资料客观地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史料》一书的辑录原则与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