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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注中朝、中日关系史的史料。 主要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朝鲜与明清关系的史料；二是日本和明清关系的史料，主要是明代抗倭援朝战争史料。 洪武二年，明太祖朱元璋以元代征爪哇失败为教训，列出十五不征之国，朝鲜即为其中之一。1392年高丽将军李成桂通过政变上台，成为李朝开国国王。自此，李朝对明朝秉持事大原则。作为藩属国的朝鲜，和明清关系密切，吴晗《史料》一书，对朝鲜与明清往来资料极为重视，该书全面反映了朝鲜与中国明清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的联系。 如《史料》中记载，太祖李成桂夺取政权后，立即禀告明朝并求封国号：“都评议使司及大小臣僚良耆老等请令知密直司事赵胖赴京申礼部曰‘窃谓小邦至恭愍王薨……惟门下侍中李成桂泽被生灵，功在社稷，中外之心，夙皆归附。于是一国大小臣僚闲良耆老军民等咸愿推戴……伏乞照验，烦为闻奏……以安一国之民。’”(27)1392年(李朝太祖元年)十一月丙午：“遣艺文馆学士韩尚质如京师，以‘朝鲜’‘和宁’，请更国号，乞圣裁。”(28) 此后朝鲜每有大事，如大王薨后求谥、世子册立，都向中国遣使求封。作为藩属国的朝鲜，始终对明朝保持朝贡关系。如《史料》载：李朝定宗二年八月、太宗元年八月、太宗二年八月(29)，朝鲜都遣使臣到中原贺建文帝生辰。1402年燕王朱棣以“靖难”之名推翻建文帝的统治，登上皇位，明朝政权发生变动，《史料》载：李朝太宗二年(1402年)十月甲寅，“以左政丞贺伦为贺登极使”(30)，恭贺燕王朱棣即位。公元1449年土木之变发生，明英宗被俘，景泰帝因此而登大宝，《史料》载：李朝世宗三十一年(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十月庚申：“遣知中枢院事李明晨如京师，进慰表。癸亥，遣右议政南智、中枢院副使赵遂良如京师，贺登极；同知中枢院事权孟庆、庆昌府尹马胜贺正朝，兼贺册封皇太子。”(31)可见，不论明朝政局如何变动，朝鲜都按部就班地履行其藩国的责任，吴晗《史料》特别注重抄录明、朝鲜间的往来关系史料，为中朝关系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另一方面，作为宗主国的明清王朝也常向朝鲜派遣使臣。如明成祖时，宦官黄俨、海焘等多次出使朝鲜，索要贡品，《史料》对此记载极详。据笔者统计，仅明成祖在位的22年中，《史料》一书辑录成祖派遣使臣出使朝鲜达41次。 随着政治上的往来，双方也建立起大规模的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即使朝鲜一直视清朝为“夷”“虏”，对其心存疑忌(32)，但朝鲜与清朝始终往来不断。如《史料》载：清顺治七年五月甲子，清廷派使臣前往朝鲜“送纻彩六百匹，赤金五百两、银一万两”(33)。 在文化交流上，中朝关系亦极为密切。在和中国的长期交往中，朝鲜形成了以慕华思想为主要特色的小中华思想，以明朝为中华正统，诚心事大，大讲慕华(34)。《史料》对于中朝之间的文化往来颇为重视，如书中记载了朝鲜使臣多向明朝请求赐书，“七月庚申，传教集贤殿曰：‘欲令赴京使臣买书籍之切于观览者，磨勘以启。’乃以洞眼周礼、仪礼、经传通解……等书以闻。命付今之使臣，贸易以来”(35)。明朝方面，对于朝鲜长期学习中国的文化典章制度，也很是赞同。如明成祖永乐十七年，成祖赐给朝鲜使臣“御制序新修性理大全，四书、五经大全”(36)。 除了直接的书籍往来外，在语言文字、史籍编纂、法律条文、衣食住行等方面，朝鲜都以明朝为参照，竭力向其学习。明清时期，中、朝两国来往频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互相交流、影响，一方面加深了双方的联系和了解；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两国政府和民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史料》对于双方往来资料辑录颇详，可见吴晗的关注所在。 以上都体现朝鲜与中国往来之密切。总的来说，朝鲜作为藩属国，对明、清“事大以诚”，但是另一方面，朝鲜始终有领土北拓的野心，尤其是朝鲜前期，辽东女真是明代中朝关系的焦点问题。因此，明朝不可避免地与朝鲜太宗国王扩张领土的野心产生矛盾、冲突，引发两国对女真居地及其归属问题的争端。《史料》对此类资料辑录颇详。 如1403年6月，明永乐皇帝发布敕谕：“女真吾都里、兀良哈等招抚之，使献贡。”(37)招安朝鲜半岛的女真部落。对此，朝鲜政府却宣称“女真等本属于我”(38)，公开与明朝争夺女真诸部的归属权，且在明朝宣称女真为明所有后，朝鲜仍然和女真各部联系密切，交往不断(39)。李朝太宗还寻找各种借口，不愿归还女真所属权，对此，《史料》明确记载了李朝太宗四年(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五月，朝鲜君臣面对明朝“招谕参散、秃鲁兀等处女真地面官民人等”的敕令，认为“参散千户李亦里不花等十一处人员，虽系女真人民，来居本国地面，年代已久……且与本国人民交相婚嫁，生长子孙……”所以，“乞令本国管辖如旧”(40)。明永乐帝自不同意，下令猛哥帖木儿等女真部归顺，吴晗《史料》抄录了这时猛哥帖木儿等女真部落的反应(事朝鲜无二心)，以及朝鲜太宗既想继续占据女真的归属权，又担心明朝的复杂心理。即李朝太宗所言：“猛哥帖木儿服我未久，何可强使入朝。然欲留之请，帝若不允，入送亦可。”(41)这说明鉴于明朝的国力与威势，朝鲜最终还是坚持对明“事大”的态度。由上看出，在朝鲜前期，朝鲜始终对建州有强烈的野心，对明朝女真的政策极为关注，并随时调整对建州女真的政策。 吴晗关注的重点虽是朝鲜、建州与明的史料，但对《李朝实录》中有关日本、琉球及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史料亦加以辑录。限于篇幅，本文仅以明代抗倭援朝战争史料略加说明。明中叶之“南倭北虏”问题，困扰明朝多年。“倭患”平息不久，万历二十年(1592年)四月，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统一日本之后，发动了侵朝战争，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安全，明朝派兵前往援朝。这场战争时战时和，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持续七年之久。明朝“几举海内之全力”，前后用兵数十万，费银近八百万两，最终击败日寇，赢得了胜利。在古代东亚历史上，这场三国间的战争，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 然而关于这场战争史实的记载，中、日、韩三国史料多有出入，不仅详略有异，甚至基本事实皆出现牴牾。对于明朝派往朝鲜的东征人士，如兵部尚书石星、经略宋应昌、兵部尚书邢玠等援朝战役中的重要人物，《明史》中都未曾立传，对于他们在此战中的作用，亦未有详细记载，有的甚至在《明史》中的形象和《李朝实录》中的完全相反(42)。对于上述内容，《李朝实录》记载颇详，而《史料》多辑录出来。从战争开始的1592年到战争结束的1598年，《史料》辑录无一月缺漏，《史料》全书5314页，共12卷，辑录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到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共540年间史实，而对于壬辰战争(1592-1598年)的记载，从1543页至2579页，几乎占全书总篇幅的五分之一，足见吴晗对这场战争的重视。这场战争的史实，主要记载于《宣祖实录》与《宣祖改修实录》，《史料》对二书同时抄录，以《宣祖改修实录》补《宣祖实录》的不足。可见，吴晗对《李朝实录》中相关资料，进行了详细的抄录。 这场长达七年的战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592年4月到1593年7月，明军收复平壤，取得初步胜利，但在1593年正月，碧蹄馆战事中进攻受挫，双方战事进入胶着状态。第二阶段，从1593年7月到1596年年底，明和日本之间的议和、封贡，终因双方要求相差太远，负责议和之人故意隐瞒事实而失败。第三阶段，因议和封贡失败，丰臣秀吉发动第二次侵朝战争，从1597年1月到1599年4月，日军被击败回国，明凯旋班师，战事结束(43)。对于这场战争的过程，尤其是战争中几次重要的战役，平壤大捷、碧蹄馆之役等，《史料》一书尤为重视，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辑录。 (责任编辑：admin) |